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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4章 成都贡院 红墙内的千年文脉与学子梦（第2页）

阅卷期间，木呷的试卷引起了主考官、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注意。张之洞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向来主张"经世致用"，看到木呷的策论后，他拍案叫绝："此子虽出身草莽，却有经世之才！其言朴实，其策可行，比那些空谈义理的腐儒强多了！"在他的力荐下，木呷的试卷被评为第三场最优，最终高中举人，位列全省第十七名。

放榜那天，木呷挤在人群中，一遍遍地在红榜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当看到"木呷"二字时，这个来自凉山的汉子激动得泪流满面，他朝着家乡的方向深深鞠躬，仿佛能看到部落里亲人的笑脸。消息传回凉山，整个部落沸腾了，人们杀牛宰羊，欢庆了三天三夜。部落首领说："木呷让我们知道，彝人也能走出大山，也能被天下人认可。"

中举后，木呷没有留在成都做官，而是回到了凉山，用自己的俸禄创办了第一所汉彝双语学堂。他亲自授课，教彝族子弟学习汉字，也向汉族商人学习彝语，成为了汉彝文化交流的使者。晚年时，木呷常对学生们说："成都贡院的红墙，是我见过最高的墙，也是最矮的墙——它高得让人心生敬畏，却又矮得能让每个有梦想的人翻越。"

四、红墙内外：科举制度下的众生相

成都贡院的红墙，高约三丈，长近百米，墙上爬满了爬山虎，春夏时节绿意盎然，秋冬之际则露出斑驳的朱红底色。这道红墙，不仅是物理上的界限，更是科举制度下人生境遇的分水岭——墙内是寒窗苦读的煎熬，墙外是命运揭晓的悲欢。

（一）放榜日的悲喜交加

乡试放榜通常在九月初，这一天被称为"桂榜日"（因八月桂花盛开，故乡试又称"桂科"）。天还没亮，贡院红墙外就挤满了人，考生们翘首以盼，亲友们则在一旁焦急等待。当差役们扛着写满名字的红榜走出贡院，将其张贴在墙上时，人群瞬间沸腾。

中举的考生往往会喜极而泣，有的当场跪倒在地，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头；有的与同榜考生相拥庆祝，相约"他日同朝为官"；还有的被亲友簇拥着，直奔酒楼设宴庆祝。道光年间，有位来自绵竹的考生，看到自己的名字后太过激动，竟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怀里的笔墨，在红墙上写下"不负此生"四字。

而落榜的考生，则各有各的落寞。有的默默转身，低着头挤出人群，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有的盯着红榜看了许久，喃喃自语"为何不是我"；甚至有考生因屡试不第，当场撕毁自己的文章，痛哭失声。但更多的人，在短暂的失落过后，会握紧拳头，暗下决心"明年再来"。

（二）老秀才的十五次赶考

在贡院的历史上，有一位老秀才的故事被代代相传。他叫王汝霖，来自新都，从二十岁第一次参加乡试，到六十岁第十六次走进贡院，整整考了四十年。前十五次，他都名落孙山，但从未放弃。

王汝霖家境贫寒，每次赶考都要步行数百里到成都，住在贡院附近最便宜的客栈里，每天只吃两顿稀饭。有人劝他："你都考了这么多次，何必再折腾？"他总是笑着说："读书不是为了中举，中举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就算考不上，能在贡院里写一篇策论，也算是不负所学。"

第十六次考试时，王汝霖已经六十岁，头发花白，走路都有些蹒跚。同号舍的年轻考生见他写字手抖，便主动帮他研墨。考完后，他对年轻人说："我这辈子没中举，不后悔。你看这贡院的红墙，每年都有新的名字，但墙还是这道墙。就像我们读书人，不管中不中举，只要一直在路上，就是值得的。"

令人唏嘘的是，这一年王汝霖依然落榜了。放榜那日，他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挤到红墙前细看，只是在街角的茶摊坐下，点了一碗最便宜的盖碗茶，听着周围考生的欢呼与叹息。有相熟的差役过来告诉他结果，他只是点点头，付了茶钱，慢慢朝着客栈走去。

回到客栈收拾行囊时，同屋的年轻考生见他落寞，忍不住安慰：“老先生，您这股劲头，比中举还让人敬佩。”王汝霖笑了笑，从包袱里拿出一叠泛黄的文稿，那是他四十年来写下的考场文章。“你看这些字，有的是在号舍里蘸着汗水写的，有的是在油灯下就着月光改的，它们比功名实在。”他把文稿仔细捆好，又从怀里摸出一本破旧的《论语》，“明年我还来，不是为了中举，是为了对得起这书里的字，对得起自己这颗心。”

可惜天不遂人愿，第二年开春，王汝霖在乡中教书时突发急病，没能再赴考场。他去世后，学生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藏在枕下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吾生有涯，学无涯，考场虽小，天地甚大。”后来，有学生考上举人，特意在贡院红墙上写下了这句话，以此纪念这位执着的老秀才。

（三）贡院里的温情瞬间

科举制度虽严苛，却也藏着不少温情。成都贡院的差役中，有位姓周的老兵，在贡院值守了三十年，见证了无数考生的悲欢。他见多了贫寒学子的窘迫，常常悄悄施以援手。有一年乡试，一位来自酉阳的考生因盘缠用尽，连续两天只靠喝水充饥，在号舍里晕了过去。周老兵发现后，没有声张，而是从家里带来妻子做的馒头和咸菜，悄悄从号舍缝隙塞了进去。后来这位考生中了举，特意带着厚礼来谢周老兵，却被他婉拒：“我只是见不得读书人受苦，你好好做官，对得起百姓，就是谢我了。”

贡院的考官们，也并非都是刻板的腐儒。光绪年间，有位主考官叫吴棠，他在阅卷时发现一份答卷文采平平，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真诚。考生在文章中写道：“吾家有母，年七十，卧病在床，吾若中举，非为功名，只为能请良医为母治病。”吴棠看后深受触动，虽未将其取中，却悄悄派人送去了二十两银子和一封推荐信，让考生能为母亲治病。

更令人动容的是考生之间的情谊。同治年间，有两位来自南充的考生，既是同乡又是同窗，结伴来成都赶考。第一场考试时，其中一位考生突发腹痛，另一位二话不说，放下笔就去请医官，又守在号舍外照顾他，自己耽误了答卷。后来那位生病的考生觉得愧疚，他却说：“功名可再考，兄弟情分不能丢。”多年后，两人都未中举，却在家乡合办了一所学堂，培养出了不少学子。

五、岁月留痕：贡院的消逝与文脉的延续

（一）最后的乡试与红墙的落寞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制度逐渐走到了尽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颁布诏令，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消息传到成都，贡院里一片唏嘘。有人惋惜，有人欢呼，更多的人则是茫然——那道红墙，那些号舍，那些延续了数百年的规矩，突然就失去了意义。

成都贡院的最后一场乡试，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的。这场考试少了往日的庄严，多了几分悲壮。考生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秀才，也有穿着新式洋装的年轻人。考题也变了，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论西学东渐与中学之存废”“议川汉铁路修建之利弊”，透着新时代的气息。

考试结束后，贡院的号舍渐渐空置，红墙上的爬山虎越长越密，几乎遮住了朱红的底色。差役们陆续散去，只有几位老兵还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偶尔有路人进来参观，他们便指着那些号舍，讲述过去的故事。

（二）从贡院到学堂：文脉的新生

民国初年，成都贡院的大部分建筑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成都石室联合中学的前身之一）。虽然贡院不在了，但这片土地上的文脉却以新的形式延续着。

学校的操场上，曾是贡院的号舍区，学生们在这里跑步、打球，朝气蓬勃；教室里，取代“四书五经”的是数学、物理、外语，年轻的学子们讨论着科学与民主，眼中闪烁着与当年贡院考生一样的光芒。

有位曾在贡院当过差役的老人，后来在学校里当门房。他常常给学生们讲起贡院的故事，讲那些在号舍里奋斗的学子，讲红墙上的墨痕，讲老秀才王汝霖的执着。学生们听得入迷，有人问：“科举废除了，那些读书人的梦想是不是就落空了？”老人摇摇头说：“梦想从来不会落空，只是换了条路走。以前是考中举人为国效力，现在是学新知识建设国家，都是一样的。”

（三）记忆中的红墙与不灭的梦想

如今，在成都文庙西街旁，早已找不到贡院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学校。但当地的老人们，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关于贡院的点滴。

80多岁的李大爷，小时候曾在贡院旧址附近玩耍，他记得祖母告诉他，当年乡试放榜时，红墙外挤满了人，卖小吃的、算卦的、报喜的，比过年还热闹。“我祖母说，她见过有人中了举，被人抬着游街，红绸子挂满身，那叫一个风光。也见过有人落了榜，蹲在墙根儿哭，哭得直不起腰。”

在成都地方志办公室，保存着一些关于贡院的文物：一块刻着“明远楼”字样的残碑，几枚考生用过的砚台，还有一张泛黄的号舍分布图。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远去的历史，却也在提醒着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梦想的执着，永远不会改变。

就像当年贡院红墙上那些难以褪去的墨痕，它们是梦想的印记，是青春的证明，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脉象征。那些在贡院里奋斗过的学子们或许早已远去，但他们身上那种“十年寒窗，不负韶华”的精神，那种“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韧劲，早已融入了巴蜀大地的血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新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

成都贡院虽然消失了，但它所承载的精神，却如同文庙西街旁的榕树，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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