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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第2页）

宋代朱熹的“义利之辨”，融合理学思想，构建“天理”框架下的财富观。他在《论语集注》中注解“富而可求”时说：“富若可求，则虽贱役亦为之；若不可求，则亦无所愧悔，而乐吾所好也。”强调“可求”的核心在“理”——符合天理的富可求，违背天理的富不可求，“天理”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法则。朱熹本人“布衣蔬食，与诸生讲学”（《宋史?朱熹传》），任焕章阁待制时“俸给皆以养亲及周族党”（《朱文公文集》），将俸禄用于赡养亲人、周济族人；创办白鹿洞书院时“请赐九经，复访得书院故址，奏复之”（《宋史?朱熹传》），将“所好”的教育事业置于财富之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财富观上表现为“寡欲”而非“无欲”——合理的物质需求是天理，过度的财富追求是人欲。

明代王阳明以“心学”诠释义利，回归“良知”本体的直觉判断。他认为“心即理”，“义利之分，只在一念之间”（《传习录》），“可求之富”是“良知”认可的利——“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自然判断；“不可求”是良知排斥的利——违背本心的贪婪。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正德皇帝“赐玺书金币”，他“固辞，乞归省”（《明史?王守仁传》），拒绝过度封赏；在赣州推行“十家牌法”时“身率以俭，与士民共甘苦”（《王阳明年谱》），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在龙场驿“凿石椁以居”，却“悟格物致知之旨”，证明“从吾所好”能在极端贫困中实现精神富足，其义利观强调“知行合一”——知道义利之分，更要在行动中践行。

五、历史人物的财富抉择：义利平衡的生动实践

范蠡的“三聚三散”，完美演绎“富而可求，从吾所好”的财富智慧与人生境界。他助勾践灭吴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拒绝越国“分国而王之”的封赏，因“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选择“可求”的商业致富；在齐国“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积累“数十万”资产，被齐王任为相，却“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散财，回归布衣；至陶地“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改名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货殖列传》）——第二、三次散财，最终“至陶，为朱公，寿终，故世传曰陶朱公”。范蠡的“求富”不贪——“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只取合理利润；“从好”不迂——将财富用于“救济贫弱”，实现“富行其德”（《史记?货殖列传》），是孔子财富观的完美实践。

白居易的“中隐”生活，在仕宦与隐逸间找到平衡，拓展“从吾所好”的内涵与形式。任江州司马时“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江州司马厅记》），坦然接受俸禄——这是“可求”的正当收入；同时“吏隐”于官，在《中隐》诗中提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不追求高位厚禄，选择清闲官职，以便“退衙之后，焚香操琴，读书赋诗”。他在《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悲悯，在《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同情，将“所好”的诗歌创作与民生关怀结合。白居易晚年“罢刑部侍郎，以刑部尚书致仕”（《旧唐书?白居易传》），“卖马市宅，俭以自奉”，将积蓄用于“治佛光寺，凿龙门八节滩”（《新唐书?白居易传》），既不贪恋财富，也不消极避世，这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状态，展现了“求富与从心”的世俗智慧。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将财富追求升华为社会责任，赋予“可求”与“从好”更广阔的格局。他“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宋史?范仲淹传》），任参知政事时推行“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试图通过改革实现“行道”的理想；获俸禄后“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范文正公义田记》），规定“族中子弟有嫁娶者，给钱二十千；丧葬者，给钱三十千”，将“可求之富”转化为“所好”的公益实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胸怀使财富成为践行道义的工具：他“在杭兴水利，疏西湖，溉田千顷”（《宋史?范仲淹传》），用俸禄资助公共工程；“帅邠州，作大顺城，以拒西夏”（《宋史?范仲淹传》），将财富用于国防建设。他晚年“居邓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范仲淹答“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宋史?范仲淹传》），证明精神追求能超越物质欲望，其财富观已超越个人得失，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家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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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实业救国”，在近代转型中融合求富与从心，赋予传统义利观新的时代内涵。清末他“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却在甲午战败后“弃官从商”，因“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全集》）——将“可求”的财富追求与“从好”的救国理想结合。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章程规定“厂中盈余，除提存保险公积金外，分十三股：以六股为股东红利，三股为办事者花红，四股为地方公益”（《大生纱厂章程》），明确财富分配兼顾股东、员工与社会；他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用纱厂利润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所办实业、教育、慈善等事，经费皆取诸大生”（《张謇传》）。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日记》），这种“所好”已超越个人，与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相通，证明传统义利观能适应近代社会变革。

六、“执鞭之士”的现代诠释：职业尊严与价值重构

“执鞭之士”在当代的多元象征，是“正当职业皆可敬”的平等理念。无论是快递员、环卫工人还是流水线工人，只要通过劳动获利，都值得尊重。“快递小哥”汪勇在2020年疫情期间，从“一个人接送医护”到“组织30人志愿者车队”，再到“建立餐食供应链，每天供餐1.5万份”（《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守护抗疫医护的凡人英雄》），既通过服务获得合理收入（可求），又践行社会责任（从好），被评为“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环卫工人李萌“放弃白领工作，选择环卫事业”，负责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清扫，“每天步行3万步，清运垃圾16桶”（《全国劳动模范李萌：用扫帚书写青春》），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她的话“工作没有高低贵贱，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正是对“执鞭之士”精神的现代诠释。

职业平等的制度保障与社会认同，持续打破“执鞭”的贵贱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为职业平等提供法律基础；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执鞭”类职业的社会地位。北大毕业生陈生“放弃公务员岗位，卖猪肉创立壹号土猪品牌”，建立“屠夫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年销售额超10亿元（《北大屠夫陈生：把猪肉卖出北大水平》）；名校博士黄文秀“放弃大城市工作，返乡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种植砂糖橘，修建蓄水池，脱贫195户883人”（《黄文秀：青春之花绽放在扶贫路上》），他们选择的“执鞭”式职业，因“可求”且“从好”而获得社会认可，正如孔子所言“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执鞭”的精神内核与现代转化，是“敬业乐群”的职业态度与“工匠精神”的追求。日本“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一生悬命做寿司”，90岁仍坚持在银座的小店工作，“对食材的挑选近乎苛刻——章鱼要按摩50分钟，米饭温度要与人体一致”（《寿司之神》纪录片），将简单职业做到极致（可求）；同时“对客人的尊重无微不至——记得每位客人的座位偏好、是否左撇子”（《寿司之神》），这种“工匠精神”与孔子“执事敬”（《论语?子路》）的态度一致——职业无贵贱，敬业即崇高。中国“火箭焊接大师”高凤林“为火箭发动机焊接，38年焊出130多枚火箭”，“焊缝宽度误差不超过0.1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5”（《大国工匠高凤林：焊接火箭的“金手”》），他的“执鞭”是焊接技术，却因敬业与创新，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贡献，证明“执鞭”职业能创造非凡价值。

七、当代致富与坚守：义利平衡的多元实践

企业家的“合法经营，回馈社会”，在商业成功中践行“可求”与“从好”的平衡。曹德旺创办福耀玻璃“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打破国外垄断，“全球市场份额达31%”（《曹德旺：心若菩提》），既获商业成功（可求）；同时“累计捐款超160亿元，用于教育、扶贫、救灾”，2021年“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捐出福耀玻璃10%股份”（《曹德旺慈善之路》），践行社会责任（从好），他提出“企业家若没有责任感，充其量是富豪”，明确财富与责任的关系。任正非“华为不上市，聚焦技术研发”，“2022年研发投入1615亿元，占营收22.4%”（《华为年报》），既获商业成功（可求），又坚守“科技自立”（从好），“华为鸿蒙系统打破安卓垄断”，实现“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的愿景，这些实践证明财富与责任可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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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勤劳务实，坚守初心”，在平凡岗位上体现义利平衡的真实温度。外卖骑手雷海为“送餐之余读诗，随身携带《唐诗宋词选》，等餐时读，休息时背”，2018年获《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冠军（《外卖骑手雷海为：在诗词中寻找力量》），他的“求富”是勤劳送餐（可求），“从好”是诗词热爱（从心），这种平衡让平凡生活充满诗意。教师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免费招收贫困女孩”，“工资、奖金、捐款全部用于办学，身患23种疾病仍坚持上课”（《张桂梅：大山里的“燃灯者”》），她的“可求”是合理工资，“从好”是“让女孩走出大山”的教育理想，证明平凡岗位上的义利平衡更显真实动人。

科技工作者的“技术致富，为国争光”，拓展“可求”边界，实现更高层次的“从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一生扎根稻田，90岁仍在海南育种”（《袁隆平传》），既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共和国勋章”等荣誉与奖励（可求），又实现“让中国人吃饱饭”“禾下乘凉梦”（从好）的理想。“芯片专家”胡伟武“带领团队研发龙芯芯片，打破国外垄断”，“2022年龙芯处理器出货量超1500万颗，用于政务、能源等领域”（《龙芯：自主创新的芯片之路》），他拒绝国外高薪诱惑，“从吾所好”的科技自立，使个人价值与国家利益相结合，这种“所好”关乎国家命脉，超越个人财富。

八、义利之辨的现代价值：对抗拜金与虚无的精神武器

“富而可求”对抗“拜金主义”的极端与异化。拜金主义将财富视为唯一价值标准，如“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扭曲观念，将物质凌驾于情感之上；而“可求”强调“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提醒财富是手段而非目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生理需求”（财富满足）作为基础，更高层次是“自我实现”，与孔子“富而可求”后追求“从吾所好”相通——财富是实现自我的工具，而非终极目标。当代“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断舍离”非必要消费，专注“真正需要”，也是对拜金主义的反思，与“可求”的适度原则一致。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对抗“虚无主义”的消极与颓废。虚无主义认为“一切皆无意义”，放弃对价值的追求，如“躺平”文化中的极端者——“不工作、不消费、不社交”，否定奋斗的意义；而“从吾所好”主张在财富之外寻找意义，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主义，“采菊东篱下”的审美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关怀，这些“所好”能支撑人在贫困中保持尊严，正如《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贫困中坚守操守，小人则会放纵堕落。当代“志愿服务”的兴起，“90后”“00后”参与支教、环保、救灾等公益活动，在“无利可图”中获得价值感，正是“从吾所好”的现代实践。

“义利平衡”的现代意义，在于构建健康的个体财富观与社会价值体系。社会层面需完善“合法致富”的制度环境（保障可求）——加强产权保护，打击非法获利；倡导“社会责任”的文化氛围（鼓励从好）——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表彰激励公益行为。个人层面需明确“什么值得追求”——财富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真正的幸福在于“求富”的正当性与“从好”的充实感，正如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提出的“心流”理论，最幸福的时刻是全情投入“所好”的活动，而非获得财富的瞬间。孔子在市集上的驻足，既不鄙夷执鞭者的卑微，也不羡慕不义者的富贵，只在义利之间守住本心，这种智慧对当代人仍有深刻启示。

九、求富与从心的终极意义：人生的自主与自由

“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终极意义，是承认物质基础的合理性，打破“重义轻利”的道德虚伪——儒家从不主张“安贫乐道”的刻意苦行，而是“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的自然状态，贫困时不怨天尤人，富贵时不失谦逊礼仪。“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则是肯定精神追求的超越性，拒绝“唯利是图”的价值低俗——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在于有超越物质的精神需求，正如《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从孔子的市集抉择到当代的人生选择，“求富与从心”的智慧始终未变。它告诉我们：财富如舟，道义如舵，无舟难行远，无舵易迷航；“执鞭之士”的价值不在职业高低，而在是否“可求”——是否通过正当途径获利；“从吾所好”的意义不在贫穷富贵，而在是否“甘心”——是否坚守内心的精神追求。正如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自由，才是“求富与从心”的终极指向。

在这个财富诱惑日益增多的时代，孔子的话语如清泉洗心：“富而可求”是对生活的诚实——承认物质需求的合理性；“从吾所好”是对灵魂的忠诚——坚守精神追求的崇高性。当我们在求职时兼顾收入与兴趣，在致富后不忘责任与初心，在贫困中保持尊严与追求，便是在实践这种古老的智慧——让财富成为支撑理想的基石，而非压垮精神的重负，正如孔子当年望着执鞭者的背影，眼中没有鄙夷，只有对“各得其所”的坦然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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