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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 行藏与智勇 夫子的权衡（第2页）

六、智勇相济的历史例证：从战场到朝堂

韩信的“背水一战”，体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战前他“先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史记?淮阴侯列传》），看似冒险，实则“知赵将不用广武君策”，先谋后勇；战中“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以谋取胜。这种“勇”是建立在“知彼知己”之上的，与“暴虎冯河”的鲁莽截然不同。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好谋而成”的经典。面对司马懿大军，他“焚香操琴”（《三国演义》），看似冒险，实则深知司马懿“多疑”，先谋算对方心理，再以“勇”设局。这种“勇”是“谋”的外在表现，正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但关键时刻的谋断仍显智勇相济。

郭子仪的“单骑退回纥”，展现“临事而惧”后的大勇。唐代宗时，回纥与吐蕃联兵入侵，郭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旧唐书?郭子仪传》），单骑见回纥可汗，先以“昔与公等周旋，何日忘之？今故来相叙，何忽至于此？”动之以情，再以“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晓之以理，最终说服回纥反戈。这种“勇”源于对局势的判断（谋）和对自身威望的自信，是“好谋而成”的体现。

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是“临事而惧”的实践。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他不贪奇谋，而是“筑垒如城，掘壕如川”（《曾文正公全集》），先确保自身稳固，再逐步推进。这种“惧”不是胆怯，而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的审慎，最终以“谋”胜“勇”，体现了儒家“中庸”在军事中的应用。

七、行藏之道的当代诠释：从职场到人生

职场中的“行藏”智慧，表现为“被任用则全力以赴，不被信任则沉淀提升”。如华为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被委以重任时“行”——冲锋在前；轮岗或待命时“藏”——学习充电，这种“行藏”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厚积薄发”的准备，与孔子“藏”的蓄能一致。

创业中的“智勇相济”，体现为“大胆尝试前的充分调研，果断决策后的细致执行”。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前，“先做市场调研，走访欧美”，是“好谋”；创立后“十八罗汉”坚持创业，是“勇”；面对互联网泡沫破裂，“收缩战线，聚焦核心业务”，是“临事而惧”后的调整。这种“勇”与“谋”的结合，使创业从冒险变为可控。

个人成长中的“行藏”，是“顺境时拓展边界，逆境时深耕内在”。如学者季羡林“文革”中被下放，“藏”于牛棚仍坚持研究；改革开放后“行”于学界，成为国学大师。这种“行藏”不以外部环境为转移，而以“进德修业”为核心，与颜渊“不改其乐”的精神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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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智勇相济”，表现为“谈判时的据理力争（勇），决策前的多方磋商（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先“谋”——调研各国需求、制定合作框架；再“行”——签署合作协议、推进项目落地，体现“好谋而成”；面对质疑时“临事而惧”——回应关切、调整方案，最终实现共赢，是现代版的“智勇相济”。

八、行藏的本质：内在与外在的平衡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本质，是“内在坚守”与“外在适应”的平衡。“行”时不迷失于外在评价，如孔子“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以“东周”理想为导向；“藏”时不封闭于内在世界，如孔子“退而讲学”，将内在坚守转化为教育传承。这种平衡避免了“狂”（只行不藏）与“狷”（只藏不行）的极端，正如《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是行藏的理想状态。

“行藏”的平衡需“知时”与“知命”结合。《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命”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时”是时机的变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深知“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故能“行”时尽力，“藏”时安心，这种“知命”不是宿命论，而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如《周易?系辞》“变通者，趋时也”，行藏的关键在“趋时”。

“行藏”的现代价值，在于对抗“成功学”的单一标准。现代社会常以“行”（成就）为唯一价值，忽视“藏”（沉淀）的意义，而“舍之则藏”提醒我们：内在的充实比外在的繁华更重要。如作家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躲在煤矿招待所，几年不被关注（藏），作品出版后影响深远（行）”，这种“行藏”证明：真正的价值不取决于曝光度，而在于内容的厚度。

九、智勇的核心：勇为谋之基，谋为勇之导

“勇”与“谋”的关系，是“体”与“用”的结合——勇是“体”，是行动的动力，如子路的“勇”是其行动力的基础；谋是“用”，是行动的方向，如孔子的“谋”为子路的“勇”导航。没有勇的谋是空想，如赵括“纸上谈兵”；没有谋的勇是盲动，如项羽“垓下之败”，二者缺一不可，正如《吴子?论将》“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临事而惧”的“惧”，是“谋”的起点。《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戒”与“惧”相通，都是对自身局限的警惕。这种警惕促使“好谋”——如曾国藩“每日三省吾身”，在反思中完善策略，使“勇”不逾矩，“谋”有方向。

“智勇相济”的现代诠释是“情商”与“智商”的结合。“勇”对应情商中的“抗压能力”“决断力”；“谋”对应智商中的“分析能力”“规划力”。研究表明，成功人士多具备二者的平衡——如乔布斯“勇”于创新（推出iPhone），“谋”于设计（用户体验调研），这种“智勇相济”使其产品改变世界，与孔子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异曲同工。

十、行藏与智勇的当代意义：在变化中坚守

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行藏”智慧提供了应对之道。“用之则行”转化为“抓住机遇时的积极作为”，如疫情期间医护人员“逆行”驰援（行）；“舍之则藏”转化为“防控隔离时的耐心坚守”（藏），这种“行藏”以“生命至上”为核心，展现了危机中的担当与韧性。

“智勇相济”在信息时代表现为“获取信息时的审慎（惧），处理信息时的理性（谋），行动时的果敢（勇）”。面对网络谣言，先“惧”——不轻信、不传播；再“谋”——查证来源、分析真伪；最后“行”——澄清事实、抵制谣言，这种能力是信息时代的“生存智慧”，与孔子的教诲一脉相承。

“行藏”与“智勇”的结合，是应对“内卷”与“躺平”的良方。不盲目“行”（内卷），也不消极“藏”（躺平），而如《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该“行”时“笃行”，该“藏”时“慎思”，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成长，这种智慧比极端的“内卷”或“躺平”更具可持续性。

十一、行藏与智勇的终极意义：人生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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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终极意义，是人生艺术的呈现——既不是被动适应的随波逐流，也不是强行改变的刚愎自用，而是如水流般“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在适应中保持坚守，在坚守中灵活应变。孔子的一生正是这种艺术的写照：周游列国是“行”的执着，整理六经是“藏”的智慧；夹谷之会是“勇”的担当，退而讲学是“谋”的深远。

从孔子与颜渊的共鸣到子路的成长，从历史人物的践行到当代人的实践，“行藏有度，智勇相济”的智慧始终未变。它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行”或“藏”的单一选择，而在于选择背后的“道”之坚守；行动的成败不在于“勇”或“谋”的孤立发挥，而在于二者结合的“时中”——合于时宜，恰到好处。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行藏”与“智勇”的智慧像指南针，帮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方向：被任用时，如孔子般“其为东周”的担当；不被任用时，如颜渊般“不改其乐”的坚守；行动时，如“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审慎与果敢。这种智慧不是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融入生活的实践，正如孔子与弟子的对话，穿越两千五百年，仍在指引我们如何在人生的考场中，交出属于自己的答卷——行藏由心，智勇相随，不负初心，不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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