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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 行藏与智勇 夫子的权衡（第1页）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在杏坛的槐树下，望着颜渊整理竹简的背影，忽然开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颜渊停下手中的韦编，抬头应道：“夫子之道，渊愿行之；若不被用，藏于箧笥亦甘。”一旁的子路按捺不住，握着腰间的剑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转过身，目光落在他的剑柄上：“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记载的这段对话，像一把双刃剑，一面刻着“行藏”的处世智慧，一面铸着“智勇”的行事准则。“用之则行”是进取的担当，“舍之则藏”是退守的坚守；“临事而惧”是审慎的态度，“好谋而成”是智慧的实践。从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到后世的践行，这种“行藏有度，智勇相济”的智慧，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指南。

一、用之则行：担当的勇气

“用之则行”的“用”，是被任用、被信任，《说文解字》“用，可施行也”，指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行”是践行、推行，《说文解字》“行，人之步趋也”，引申为施展主张。孔子的“行”不是盲目的进取，而是“道”的实践——“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当“道”有机会推行时，便“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这种“行”带着明确的价值指向，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进取是对天道的呼应。

春秋时期的“用”与“行”，常与政治机遇绑定。孔子五十一岁任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孔子家语?相鲁》），这是“用之则行”的初试；五十六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参与齐鲁夹谷之会，以周礼挫败齐国阴谋，“归而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这是“行”的高峰。他的“行”有清晰的路径：从地方治理到国家政务，从礼仪规范到政治革新，步步围绕“克己复礼”的核心，正如《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行”的前提是自身的正道。

“行”的本质是“道济天下”的担当。《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问：“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瑚琏是宗庙重器，而孔子期待的“行”不止于器物之用，而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当冉有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教之”（《论语?子路》），从富民到教民，展现“行”的层次——不仅解决物质需求，更要提升精神境界，这种担当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功利。

“行”的考验在逆境中更显珍贵。孔子周游列国时，“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论语?先进》），却始终“讲诵弦歌不衰”。在陈绝粮时，子路愠怒：“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种“穷而不滥”的坚守，让“行”突破了外在条件的限制——即使不被任用，内心的“道”仍在践行，正如《周易?困卦》“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困境中的“行”是精神的坚守。

二、舍之则藏：退守的智慧

“舍之则藏”的“舍”，是不被任用、被舍弃，《说文解字》“舍，市居曰舍”，引申为放弃、不用；“藏”是收敛、蕴蓄，《说文解字》“藏，匿也”，指将才能与主张收敛起来。孔子的“藏”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从容，如《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退守是对时机的尊重。

“藏”的表现形式多样，核心是“守道不辱”。孔子晚年返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藏”的政治选择；他“退而修《诗》《书》《礼》《乐》”，删订六经，这是“藏”的文化实践。《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即使到蛮荒之地，“藏”的也是君子之道，而非随波逐流。

“藏”与“隐”的区别在于“心不隐”。《论语?微子》记载的“隐者”如长沮、桀溺，主张“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是彻底的归隐；而孔子的“藏”是“道在己身”的坚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文化的火种仍在心中，只是不强行推行。这种“藏”如《礼记?中庸》“道其不行矣夫”的叹息，带着对现实的清醒，却无对理想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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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价值在长远传承。孔子整理六经，使“文武之道”不至于“坠于地”（《论语?子张》），这种“藏”比一时的“行”更具生命力。《史记?孔子世家》评价“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他的“藏”为后世“行”奠定了基础——孟子“言必称尧舜”，董仲舒“独尊儒术”，朱熹“集注四书”，都是对孔子“藏”的继承与发扬，正如《周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藏”是“通”与“久”的过渡。

三、惟我与尔：颜渊与孔子的共鸣

颜渊能与孔子共鸣“行藏”之道，源于其“安贫乐道”的境界。《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种“乐”不是对贫困的麻木，而是对“道”的专注——“用之”时能“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舍之”时能安于陋巷，正如《孔子家语?颜回》记载他“不迁怒，不贰过”，情绪与行为的稳定使他能从容应对进退。

颜渊的“行”体现在对“仁”的追求。他问“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他回应“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将“行”落实到具体的克己实践；当孔子称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可见其“行”的持续性。这种“行”不依赖外在认可，而源于内在自觉，与孔子“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主张完全契合。

颜渊的“藏”展现“不怨天尤人”的修养。《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虽是孔子的自述，却可用来形容颜渊。他在“用之”无望时，从未抱怨“世无知己”，而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地钻研学问，这种“藏”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蓄能，如《周易?乾卦》“潜龙勿用”，潜藏是为了时机成熟时的“飞龙在天”。

孔子与颜渊的共鸣，是“道同”的默契。《论语?先进》记载“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这种“不说”（悦）不是盲从，而是深刻理解后的认同——对“行藏”之道的共同领悟，使他们超越师生关系，成为精神上的同道。正如《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颜渊是孔子“行藏”之道的最佳知音。

四、子路之问：勇与谋的辩证

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源于其“好勇”的特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这种勇武使他在战场上无畏，却也让他对“行藏”中的“藏”缺乏理解。他关注的是“行三军”的伙伴，隐含对自身勇武的自信，却未深思“勇”的边界，这种提问恰好为孔子阐述“智勇相济”提供了契机。

“暴虎冯河”的批判，指向“勇而无谋”的危险。“暴虎”是徒手搏虎，“冯河”是徒步过河（《尔雅?释训》“冯河，徒涉也”），都是鲁莽之举。孔子批评这种“死而无悔”不是真正的勇，而是“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下》）。《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告诫子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强调勇需以义为准则，否则会酿成祸乱。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提出，确立“智勇相济”的标准。“临事而惧”不是恐惧，而是“戒慎恐惧”（《礼记?中庸》）的审慎，如《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前评估；“好谋而成”是重视谋划以达成目标，如《论语?述而》“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谋是勇的导航。这种“惧”与“谋”的结合，使勇从盲目变为理性，如《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军事行动需纪律与谋划，否则凶险。

子路后来的成长，体现对“好谋”的践行。《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路在卫国政变中，面对蒯聩的叛乱，不是贸然冲锋，而是“结缨而死”——系好帽缨再战斗，既保持了君子尊严（勇），也体现了临事的从容（谋）。孔子听闻后“哭之恸”，或许正是看到子路在勇中融入了审慎，实现了“好谋而成”的精神成长。

五、行藏之道的历史实践：从孔门到后世

孟子对“行藏”的发展，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达则兼济”是“用之则行”的扩展，不仅个人施展抱负，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穷则独善”是“舍之则藏”的深化，在不被用时仍“修身见于世”。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时“说之以仁政”，是“行”；被拒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是“藏”，这种实践与孔子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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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张良，堪称“行藏”的典范。辅佐刘邦时“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是“用之则行”；汉朝建立后“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史记?留侯世家》），是“舍之则藏”。他的“行”有谋，“藏”有度，既避免了韩信“兔死狗烹”的结局，又保全了功名，正如《史记?留侯世家》“子房之术，可谓审矣”，审时度势的智慧使其行藏自如。

唐代的魏征，以“行”为主，却不失“藏”的智慧。辅佐唐太宗时，“犯颜直谏”二百余事，推动“贞观之治”，是“用之则行”；他深知“伴君如伴虎”，晚年“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旧唐书?魏征传》），既保留直谏记录（行），又避免过度张扬（藏）。这种“行而有节”的智慧，使他成为“一代名相”，善始善终。

宋代的范仲淹，将“行藏”升华为“忧乐”情怀。“庆历新政”时推行改革，“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是“用之则行”；改革失败后被贬邓州，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是“舍之则藏”中的胸怀。他的“行”不是为个人功名，“藏”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担当，拓展了“行藏”的境界。

明代的王阳明，以“心学”实践“行藏”。任南赣巡抚时，平定宁王之乱、治理地方，是“用之则行”，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将“行”与“心”结合；被贬龙场驿时，“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悟“格物致知”之旨，是“舍之则藏”中的悟道。他的“行藏”以“致良知”为核心——被用时“知行合一”，不被用时“静处体悟”，实现了内外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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