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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 博文约礼 不畔之道（第2页）

这些思想大家的实践表明：“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博学的礼，是僵化的教条；没有礼约束的博学，是危险的放纵。正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博学）与“质”（礼的本质）平衡，方能成为君子。

四、弗畔之道：不偏离正轨的人生智慧

“亦可以弗畔矣夫”的“畔”，即背离正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终极目标，是使君子在复杂世事中不偏离仁道、不违背良知。历史上，凡能做到二者结合者，皆能在诱惑面前坚守本心，在困境之中不改其志。

春秋时期的子产，“博学于文”而“约之以礼”，成为“弗畔”的典范。他治理郑国时，既“作封洫”（改革土地制度）、“铸刑书”（公布法律），展现广博的政治智慧（博学）；又“不毁乡校”，允许百姓议政，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体现以民为本的礼道（约礼）。子产临终前告诫子大叔“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将“博学”的治理手段与“约礼”的道德追求结合，孔子评价“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弗畔”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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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九年，以“博学于文”（对《春秋》“忠君”之道的理解）与“约之以礼”（持汉节不失）坚守正道，不畔国家。匈奴单于派李陵劝降：“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苏武答：“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这种忠诚，不是盲目的愚忠，而是基于对“君臣之义”的深刻理解（博学）和对“忠君爱国”礼仪的坚守（约礼）。苏武最终归汉，“须发尽白，节旄尽落”，却始终未背离汉家正道，堪称“弗畔”的楷模。

唐代的颜真卿，以书法与气节展现“弗畔”之道。他“博学于文”，书法融合篆隶楷行，创“颜体”，其《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更“约之以礼”，安史之乱中，他率义军抵抗，其兄颜杲卿、侄颜季明殉国，他写下“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愤；李希烈叛乱时，他被胁迫却“坚贞不屈”，最终遇害。颜真卿的“弗畔”，在于他将“文”的修养与“礼”的气节融为一体，正如其书法“大气磅礴，刚正不阿”。

宋代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是“弗畔”的最强音。他“博学于文”，二十岁中状元，精通经史子集；更“约之以礼”，元军南下时，他“毁家纾难”，组织义军抗元，被俘后拒绝忽必烈“拜相”的诱惑，说“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文天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列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等坚守道义的例子，正是“博学于文”所积累的历史智慧，支撑他“约之以礼”的最终践行，实现“不畔”的人生。

明代的海瑞，“抬棺死谏”的壮举，展现“弗畔”的勇气。他“博学于文”，对《大明律》和儒家经典了然于胸；“约之以礼”，一生清廉，“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上疏批评世宗“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自知必死，预先买好棺材。这种“弗畔”，不是鲁莽，而是基于对“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博学）和“为民请命”的道德勇气（约礼）的结合，正如他所言“君子直道事人，不枉道事人”。

这些历史人物证明：“博学于文”提供辨别正道的知识，“约之以礼”提供坚守正道的勇气，二者结合，方能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考验中“弗畔”。正如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条“大道”，正是“博文约礼”铺就的。

五、反躬自省：偏离正道的历史镜鉴

历史上，偏离“博文约礼”之道者，或因“博学而不约礼”沦为空谈，或因“守礼而不博学”变成腐儒，皆背离了君子之道。这些反面案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重要性。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部分人“博学而不约礼”，走向放浪形骸。嵇康“博览无不该通”，却“非汤武而薄周孔”，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出仕；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却“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甚至“登广武城，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种“博学而不约礼”，虽有反抗礼教虚伪的意义，却也导致“放达”变“放纵”，偏离了“礼”的本质——正如王夫之批评“晋人任情而废礼，其祸烈于桀纣”。

明清时期的部分科举士人，“守礼而不博学”，沦为迂腐的“禄蠹”。他们皓首穷经，只知背诵“四书五经”应付科举，对天文、地理、农桑等实用知识一无所知（不博学），却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父母在不远游”等礼仪形式（约礼）。《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前“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中举后却因过度兴奋而疯癫，正是这种“守礼而不博学”的悲剧——他的“礼”只是科举制度的奴性，而非真正的道德规范。

这些反面案例警示我们：“博学于文”若失去“约之以礼”的约束，知识可能成为作恶的工具；“约之以礼”若脱离“博学于文”的基础，礼仪可能沦为僵化的教条。唯有二者结合，方能避免“畔”的危险。

六、当代回响：博文约礼的现代转化

在知识爆炸、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只是“文”的范围更广阔——从传统典籍到现代科技，从本土文化到世界文明；“礼”的内涵更丰富——从传统礼仪到现代道德，从社会规范到法治精神。二者的结合，是应对复杂挑战、避免偏离正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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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领域，“通识教育”与“德育”的结合，是“博文约礼”的现代实践。北京大学推行的“通识教育计划”，要求学生在“人文与社会”“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艺术与美育”等领域选课，体现“博学于文”；同时设立“德育答辩”制度，将品德表现作为毕业考核指标，落实“约之以礼”。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说“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正是“博学”与“约礼”在当代教育中的统一。

在科技创新领域，“跨学科研究”与“科技伦理”的平衡，展现“博文约礼”的重要性。人工智能专家李飞飞，既“博学于文”——横跨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领域，领导斯坦福大学AI实验室开展前沿研究；又强调“约之以礼”——推动“AI伦理”研究，提出“人工智能必须以人为本”的原则。她在《人工智能：现代方法》中写道“技术的发展必须与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相协调”，这种“博学”与“约礼”的结合，避免了科技发展偏离人文轨道。

在企业管理中，“学习型组织”与“合规文化”的建设，是“博文约礼”的企业版。华为推行“炸开金字塔”的学习机制，鼓励员工“跨部门、跨领域”学习，每年投入销售额的15%用于研发和培训，体现“博学于文”；同时建立严格的“合规管理体系”，设立“首席合规官”，制定《华为员工商业行为准则》，落实“约之以礼”。任正非说“华为的成功，是因为我们对知识的尊重和对规则的敬畏”，这种理念使华为在全球化过程中避免了许多企业“违规扩张”的陷阱。

在网络空间，“信息素养”与“网络道德”的并重，是“博文约礼”的新要求。面对海量信息，我们需要“博学于文”——学会筛选、辨别、整合信息，避免“信息茧房”；更需要“约之以礼”——遵守网络规则，尊重他人隐私，抵制网络暴力。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网络文明公约》“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正是“博文约礼”在虚拟空间的体现。

这些当代实践证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是过时的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智慧。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不忘道德底线；在拥抱变化的过程中，坚守价值立场。

七、永恒的君子之途

孔子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穿越两千五百年的时空，依然指引着我们的人生航向。“博学于文”是认识世界的广度，“约之以礼”是把握自我的深度，二者共同构成“不畔”的人生坐标。

从周公制礼到蔡元培办学，从子产治郑到李飞飞研AI，历史的长河中，“博文约礼”的精神始终流淌。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博学，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智慧的通达；真正的守礼，不是形式的僵化，而是内心的自觉。

站在当代回望孔子的教诲，我们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博学于文”是为了“知”——知道世界的复杂，理解人性的多样；“约之以礼”是为了“行”——行为有边界，心中有底线。“知”与“行”的统一，便是“弗畔”的正道。

这条君子之途，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在学习中拓展认知，在反思中坚守本心，如此，方能在变幻的世界中，始终行走在不偏离正道的康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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