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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 博文约礼 不畔之道（第1页）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在卫国蒲地的杏树下为弟子讲学，子贡问：“夫子常言君子修行，究竟以何为要？”孔子抚须答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话音未落，春风拂过，杏花瓣落在竹简上，仿佛为这句箴言添上注解。“博学于文”如广阔的江海，吸纳百家知识；“约之以礼”似坚固的堤岸，约束奔流的江河。二者相济，方能使君子行不逾矩，心不离道。从孔门弟子的实践到当代人的修行，这条“博文约礼”之路，始终是避免背离正道的指南针。

一、博学于文：知识海洋中的求索之旅

“博学于文”的“文”，并非仅指典籍文章，而是涵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经史子集、礼乐射御、草木虫鱼、治乱兴衰。孔子本人便是博学的典范，他“入太庙，每事问”，向苌弘学乐，向师襄学琴，周游列国时“采风观俗”，晚年删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将毕生所学熔铸为“文”的宝库。这种“学无常师”的精神，为“博学于文”定下了基调：知识的海洋永无止境，求索之心不可停歇。

春秋时期的左丘明，失明后仍“博采列国史记”，着成《左传》《国语》，将各国史事、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熔于一炉。他在《左传》中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历史，不仅详述战争、会盟，还收录了大量赋诗言志、礼俗仪式的细节，如“郑伯克段于鄢”中的宗法制度，“城濮之战”中的军事谋略，“季札观乐”中的音乐鉴赏，展现了“文”的广博内涵。左丘明的博学，使其着作成为后世理解春秋的“百科全书”，而他“失明不坠其志”的坚持，恰是“博学于文”所需的毅力。

汉代的司马迁，为写《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年轻时游历天下，“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齐鲁之地，他亲见孔子庙堂“车服礼器”，观弟子习礼，感叹“至圣矣”；在汨罗江畔，他向渔夫打听屈原事迹，“想见其为人”。这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博学，使《史记》兼具历史的深度与人文的温度，涵盖“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帝王将相到刺客游侠，从天文历法到河渠水利，堪称汉代的“文化百科”。

宋代的沈括，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其《梦溪笔谈》是“博学于文”的典范。他的知识涉猎之广令人惊叹：数学上发明“隙积术”“会圆术”，物理上记载“磁石指南”“凹面镜成像”，天文上改进浑仪、浮漏，地理上考证“雁荡山成因”，医学上记录“秋石方”制作法，甚至对军事、音乐、书画都有独到见解。沈括的博学不是碎片化的堆砌，而是“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的系统整合，他说“天下之事，见之者不如知之者，知之者不如行之者”，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探索结合，展现了“博学”的活态传承。

明代的徐霞客，以游记展现“博学于文”的另一种形态。他三十年游历，足迹遍布十六省，不仅记录山川地貌，还考察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物产气候。在《江源考》中，他纠正《禹贡》“岷山导江”的谬误，证明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在《楚游日记》中，他详细描述溶洞的石笋、石钟乳形成过程，比欧洲地质学早两百年；在《滇游日记》中，他记载了傣族的泼水节、纳西族的东巴文，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徐霞客的“博学”不在书斋，而在天地之间，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这种对世界的好奇心，正是“博学于文”的原始动力。

清代的戴震，以考据学深化“博学于文”的内涵。他为了弄懂《尚书?尧典》“光被四表”的“光”字，查阅《说文解字》《尔雅》《方言》等二十余种典籍，结合音韵学考证出“光”实为“横”的通假字，意为“广被四表”。戴震的博学不仅在于涉猎之广，更在于钻研之深，他说“学贵精，不贵博”，但“精”需以“博”为基础。其着作《孟子字义疏证》，既批判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又以训诂学阐明“理者，情之不爽失也”，将哲学思辨与文献考据完美结合，展现了“博学”的深度。

近代的梁启超，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博学于文”横跨政治、历史、哲学、文学、地理等领域。他既着《清代学术概论》梳理学术史，又写《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既翻译《十五小豪杰》介绍西方文学，又撰写《中国地理大势论》分析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梁启超的博学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善变”中的整合——“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不断吸收新知识中完善认知体系。他在清华讲学期间，告诫学生“非博不治”，同时强调“博而不杂，约而不陋”，为“博学于文”注入现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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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钱锺书，其《管锥编》展现了“博学于文”的跨文化视野。该书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十部典籍为纲，旁征博引英、法、德、拉丁等多种语言的文献，从“食色性也”谈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从“言意之辨”论及西方诠释学，证明人类文明存在“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共通性。钱锺书的博学，在于他能“横扫清华图书馆”的积累，更在于“打通中西，融会古今”的洞察力，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强调博学需沉潜，而非炫耀。

这些跨越千年的案例证明：“博学于文”是君子认知世界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便如盲人摸象，难以把握事物全貌；没有持续的求索，便如井底之蛙，容易固步自封。正如荀子所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博学的目的，是为了“知明”，为“约之以礼”提供认知前提。

二、约之以礼：行为边界上的守正之道

“约之以礼”的“礼”，绝非刻板的繁文缛节，而是“天地之序”“人伦之则”——是社会运行的规则，是道德自律的底线，是待人接物的分寸。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从原始祭祀升华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制度体系；孔子则进一步将“礼”内化为“克己复礼为仁”的道德自觉，使“约之以礼”成为君子修身的关键。

西周的周公旦，是“约之以礼”的开创者。他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制礼作乐”，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的饮食之礼；“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的车乘之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的丧礼之礼。这些礼仪并非束缚，而是“别贵贱，序尊卑”的社会秩序——正如《礼记?曲礼》所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周公本人“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以身作则践行礼道，使“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成为后世典范。

汉代的叔孙通，在战乱后重建“礼”的秩序，展现“约之以礼”的现实意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称帝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毫无礼仪。叔孙通自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他结合秦仪与古礼，制定新朝仪：“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汉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按新礼朝贺，“莫不振恐肃敬”，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种“约之以礼”，不是恢复旧制，而是“与时变化，因时制宜”，为新生政权奠定秩序基础。

唐代的魏徵，以“约之以礼”约束帝王行为，展现礼的监督作用。唐太宗曾欲封禅泰山，魏徵谏曰“陛下功虽高而德未厚，业虽大而民未安”，以“礼”的本质是“为民”劝阻；太宗曾怒杀苑西监穆裕，魏徵以“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古礼劝谏，使其收回成命。魏徵的“约礼”，不是固守形式，而是把握“礼者，理也”的核心——他主编的《贞观礼》，删减旧礼繁琐之处，强调“礼从宜，事从俗”，使“约之以礼”与治国理政紧密结合。

宋代的司马光，以《家范》将“约之以礼”引入家庭伦理。他认为“治家者，治天下之始也”，在书中详细规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礼仪：“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子弟当洒扫应对，进退恭谨”“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司马光自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在洛阳居住时“园圃卑小，屋室简陋”，却严格要求家人遵循礼仪，其子司马康“为人廉洁，口不言财”，正是“约之以礼”的家风传承。

明代的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将“约之以礼”普及到民间。正德十三年，他在南赣（今江西南部）颁布《南赣乡约》，规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约长，次者为约副，又次者为约正、约史、知约、约赞”，每月朔望聚会，“彰善纠过”：“善者，书于籍，扬其名；过者，婉劝之，不改则告于官”。乡约内容涵盖“孝父母，敬长上，和乡里，教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将国家礼制转化为民间规范。王阳明的“约礼”，不是外在强制，而是“自相约戒，共成仁厚之俗”的自觉，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约之以礼”正是破“心中贼”的利器。

清代的曾国藩，以日记记录“约之以礼”的修身过程。他曾在日记中反省“晏起，心不静，由于心乱”，以“礼”的“时”约束自己；“见人多言笑，不严毅，非敬也”，以“礼”的“敬”提醒自己；“食色之欲，累心如此”，以“礼”的“节”克制自己。曾国藩的“约礼”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每日三省吾身”的持续努力——他将《朱子家训》《五种遗规》置于案头，遇事便对照检查，最终形成“日课十二条”，包括“主敬”“静坐”“读书不二”等，使“约之以礼”成为日常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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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实践表明：“约之以礼”是君子行为的边界——没有礼的约束，博学可能沦为炫耀的资本；没有礼的引导，知识可能走向邪路。正如孔子所言“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的作用，在于让各种品德各安其位，不逾边界。

三、博文与约礼：相辅相成的辩证之道

“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并非割裂的两面，而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博学是基础，为礼提供认知前提；礼是约束，为博学指明方向。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将博学与笃志（约礼的表现）结合；荀子则更明确提出“学至乎礼而止矣”，认为博学的最终归宿是礼。这种辩证关系，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始终。

战国时期的荀子，系统阐述了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在《劝学》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博学”是“知明”的前提，“参省”（约礼）是“行无过”的保障。荀子强调“学莫便乎近其人”，即向良师学习，而良师的标准是“既知且仁”——既博学又守礼。他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为喻，说明“博学”如琢玉，“约礼”如成型，缺一不可。在《礼论》中，荀子进一步指出“礼者，人道之极也”，博学的最终目的是“出于礼，入于刑”，通过礼的约束实现社会和谐。

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融合博文与约礼。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要求士人“博学于文”——研习六经，又强调“约之以礼”——遵循“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道”的载体是“文”（六经），“道”的落实是“礼”（纲常）。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将“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统一于“王道”理想。

宋代的朱熹，以“格物致知”与“存理灭欲”阐释博文与约礼。他认为“格物致知”是“博学于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存理灭欲”是“约之以礼”——“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编订《四书章句集注》，既广采汉唐注疏（博学），又以“理”统摄（约礼），形成“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路径，其中“笃行”便是“约之以礼”的实践。

明代的王夫之，以“知行合一”深化博文与约礼的关系。他反对“离行以为知”的空谈，主张“博学于文”必须“行焉而后知其艰”；也反对“离知以为行”的盲动，强调“约之以礼”需以“知”为指导。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认为“博学”是“行”的基础，“约礼”是“行”的规范。他举例：“学射者，张弓引矢，而中者鲜；及其久也，手目相得，而矢无虚发。”“张弓引矢”如“博学”，“手目相得”如“约礼”，二者结合方能“矢无虚发”。

近代的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博学）与“美育代宗教”（约礼），展现现代教育中博文与约礼的融合。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不同学派学者，体现“博学于文”的包容；又设立美育课程，以艺术熏陶代替宗教束缚，实现“约之以礼”的现代转化。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博学”是培养人格的知识基础，“约礼”是塑造人格的道德规范，二者共同服务于“健全之人格”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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