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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第2页）

他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解决民生问题（齐之务实）；又强调“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规范社会秩序（鲁之礼乐）。这种“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正是“道”的实践形态。元光元年，武帝诏举贤良，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被武帝采纳，开启了儒学独尊的时代。

宋代的二程与朱熹，进一步深化“鲁变至道”的内涵。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将“道”归结为“天理”；朱熹则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修身养性达于“道”。

针对宋代礼制松弛的问题，他们编订《家礼》《近思录》，将礼乐普及到民间，“冠婚丧祭”皆有规范。《家礼》简化了古礼程序，如冠礼“三加”改为“一加”，婚礼“六礼”并为“纳采”“纳币”“亲迎”三礼，更易操作。却反对“徒诵其言而不行其事”，主张“知行合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种对礼乐的生活化、实践化改造，正是“鲁变至道”的延续。

四、道的内涵：从治国理想到生命境界

孔子所言的“道”，并非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具体的治国理想与生命境界的统一。在治国层面，“道”表现为“为政以德”的仁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养。这种“道”的内涵，在齐鲁文化的融合中逐渐清晰。

“道”的核心是“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齐国的管仲虽非儒家，却因“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功绩，被孔子称为“如其仁，如其仁”；鲁国的子产“不毁乡校”，允许百姓议政，孔子赞其“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仁”的实践体现在“爱人”，孔子在回答子贡“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时，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超越了齐鲁界限，成为“道”的核心。

“道”的载体是“礼”，但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齐国的晏婴居“近市”的陋巷，“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却在祭祀时“礼成于前”，祭品虽简，心意却诚，体现礼的本质；鲁国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正是对“道”的坚守超越物质形式的例证。

孔子评价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强调礼的精神而非形式。有一次，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他重视的不是羊本身，而是礼所承载的敬畏之心。

“道”的实现需“和而不同”。齐国的稷下学宫汇聚百家，儒、墨、道、法同台辩论，却能“各尽其长”。淳于髡善辩，以“男女授受不亲，礼与？”难孟子，孟子答“礼也”，淳于髡又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展现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鲁国的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固执己见，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子入太庙，每事问”，展现开放的“道”。这种包容性，使“道”避免僵化，保持活力。

“道”的终极目标是“大同”。《礼记?礼运》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正是齐国的富民与鲁国的礼乐共同指向的“道”。

历史上，凡接近“道”的时代，必是齐鲁之长融合的时代。文景之治，既“与民休息”（齐之务实），文帝“除田之租税”，景帝“令田半租”，又“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鲁之教化），终成“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贞观之治，既“轻徭薄赋”（齐），“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又“制礼作乐”（鲁），编订《贞观礼》《贞观律》，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治世。这些例证，印证了“齐变至鲁，鲁变至道”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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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镜鉴：变革中的“道”之追寻

秦统一六国，以法家思想治国，“焚书坑儒”，弃齐鲁之所长，虽短期强盛，却二世而亡，印证了“不遵循道，虽强必亡”的道理。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徭役繁重，“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终致“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汉承秦制，有所损益”，既用郡县制（齐之务实），又尊儒学（鲁之礼乐），逐步实现“齐变至鲁”的转型。高祖刘邦初不喜儒，陆生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乃令陆生“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作《新语》，主张“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开启汉初儒道融合之风。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推动“鲁变至道”的进程。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以儒学统一思想；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弟子五十人，后增至数千人，培养儒家人才，使“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这种“外儒内法”的模式，虽非纯“道”，却接近“道”的境界。武帝既“攘四夷，广土斥境”（齐之武功），又“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鲁之文治），使汉成为当时世界强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传入，礼乐崩坏，偏离“道”的方向。“竹林七贤”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冲击着传统礼乐。

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推行汉化，“禁胡服胡语”，“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重拾礼乐传统（鲁）；同时“均田制”“三长制”，“男子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发展生产（齐），一度出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的景象，展现了变革回归“道”的潜力。

唐代的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批判佛老，试图重振儒家之道。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将“道”回归孔孟本义。

他反对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虽过于极端，却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奠定基础。韩愈弟子李翱作《复性书》，融合儒释，主张“性善情恶”，“复性”即“灭情复性”，开理学先河。

宋代是“鲁变至道”的深化期。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既“明黜陟、抑侥幸”（改革吏治，齐之务实），“考核官吏，升迁罢黜”，又“兴学校、改科举”（振兴教化，鲁之礼乐），“令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得应试”；王安石变法，以“因民所利而利之”为原则（齐），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却也重视“明礼义以养其心”（鲁），编订《三经新义》作为教材。

虽因执行偏差而失败，却体现了追寻“道”的努力。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普曰“道理最大”，可见宋代对“道”的重视。

明代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将“道”内化于心。他平定宁王叛乱，展现务实能力（齐），“宸濠之乱”爆发后，王阳明迅速组织兵力，“佯攻南昌，实捣九江”，三十五天即平定叛乱；又推行“南赣乡约”，教化百姓（鲁），“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强调“道”的核心是人心向善。这种“内圣外王”的实践，是“道”在个人与社会层面的统一。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既“摊丁入亩”“改土归流”（齐之务实），“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流官统治”，又编订《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鲁之礼乐），《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卷，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形成“康乾盛世”，虽后期闭关锁国，偏离“道”的开放内涵，却仍是传统社会“道”之实践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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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代启示：从齐鲁之变看当代“道”之构建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仍有深刻启示。现代社会如同当年的齐国，重视科技、经济（功利务实），却需加强文化、道德建设（礼乐教化）；同时，传统文化的传承如同当年的鲁国，需避免僵化，与时俱进（革新至道）。

在经济领域，“齐变至鲁”意味着发展不能只追求GDP，需兼顾社会公平与道德建设。如浙江的“千万工程”，2003年启动以来，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齐），“实现村村通公路、通水电、通网络”，又传承乡村文化（鲁），“保护古村落、古民居，传承传统技艺”，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农民人均收入从2003年的5431元增长到2022年的元，同时“乡风文明”蔚然成风，“好人榜”“乡贤参事会”遍布乡村，接近“道”的境界。

在政治领域，“鲁变至道”要求制度建设需注入“仁”的内核。“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既要提高行政效率（齐），又要“以人民为中心”（鲁），如“最多跑一次”改革（务实），浙江自2016年推行以来，“80%以上事项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企业和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减少60%以上”，与“精准扶贫”（仁政）结合，“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正是“道”的实践。

在文化领域，需平衡传承与创新。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像鲁国那样固守形式，也不能像齐国那样全盘功利化，而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故宫博物院，既保护文物（鲁之坚守），“修缮太和殿、养心殿等古建筑，修复《千里江山图》等文物”，又推出“文创产品”“数字故宫”（齐之创新），“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超15亿元，‘数字故宫’网站访问量超10亿次”，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接近“道”的生命力。

在教育领域，“齐变至鲁”要求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既教授知识技能（齐），“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又培育核心价值观（鲁），“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鲁变至道”则需打破应试教育的僵化（如鲁国礼制），实现“立德树人”（道）。如清华大学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正是这种追求。

在国际关系中，“齐变至鲁”意味着国家发展不能只靠军事实力，需加强文化软实力；“鲁变至道”则要求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齐之包容），“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又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鲁之礼乐），正是“道”在当代国际社会的体现。中国援建的“一带一路”项目，“已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拉动近万亿美元经济增长”，展现了“道”的实践性。

七、臻于大道：变革永无止境的追寻

孔子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并非终点，而是起点——“道”是永恒的理想，变革是不断接近“道”的过程。齐国的变革需持续吸收礼乐精华，鲁国的变革需不断注入务实活力，这种动态平衡，正是“道”的生命力所在。

从姜太公治齐到周公治鲁，从管仲改革到孔子周游，从汉唐盛世到宋明理学，历史的长河中，“齐”与“鲁”的基因不断融合，推动着“道”的演进。今天，我们仍在这条路上——以务实精神发展经济，2023年中国GDP达126.0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以礼乐精神涵养文明，“全国文明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在变革中接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

泰山依旧巍峨，黄河依旧奔流，如同孔子当年所见。不同的是，今天的我们，站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上，更能理解“变”的意义与“道”的价值。由齐至鲁，由鲁至道，这条路没有终点，但每一步变革，都让我们离“道”更近一分。这，正是孔子这句箴言留给我们的永恒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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