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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觚哉 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第1页）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在鲁国太庙见到一只变形的觚，那青铜酒器的棱角被磨得圆润，腹部的饕餮纹残缺不全，原本四道象征四方的扉棱只剩下模糊的凸起，早已失去古礼规定的形制。他轻抚着斑驳的铜锈，指腹划过被刻意磨平的棱角，连声感叹：“觚不觚，觚哉！觚哉！”这声叹息穿越两千五百年的风雨，至今仍在历史长廊中回响——它不仅是对一件器物的惋惜，更是对名实错位的忧虑，对社会秩序崩坏的痛心。从商周青铜礼器到当代社会的制度规范，“觚之为觚”的命题始终缠绕着人类文明：当事物的名称与实质脱节，当形式与内涵背离，我们该如何找回那失落的“觚”？

一、觚之为觚：青铜铸就的礼制密码

商周时期的觚，绝非普通的饮酒器具，而是礼制大厦的一块基石。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觚，多为喇叭口、细腰、高圈足，腹部常有四道扉棱，纹饰以饕餮、夔龙为主，通高约三十厘米，容量约两升。这种严格的形制并非工匠的随意设计，而是《周礼?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的具体实践——每一寸弧度都对应着尊卑等级，每一道纹饰都承载着宗教伦理。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觚”，通高36.5厘米，口径16.8厘米，器身修长，腹部饰有三组饕餮纹，每组以扉棱分隔，圈足饰有相对的夔龙纹。器内底部铸有“妇好”二字铭文，证明它是商王武丁为王后所作的礼器。祭祀时，商王执觚献酒，酒液沿喇叭口缓缓注入祭器，象征着人神之间的沟通，而觚的容量恰好是“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的标准，确保祭祀时“牺牲不成，粢盛不絜，不敢以祭”。考古学家发现，这只觚的内壁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它并非摆设，而是真正用于祭祀的礼器——这种“器以载道”的传统，使觚成为“名实相符”的最初象征。

西周时期，觚的形制被纳入更严密的礼乐体系。《礼记?礼器》规定“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觚作为中等贵族使用的礼器，其尺寸、纹饰必须与使用者的爵位匹配。陕西扶风出土的“墙盘觚”，纹饰已从商代的饕餮纹简化为窃曲纹，扉棱变矮，通高降至25厘米，这正是西周中期“礼从宜，使从俗”的体现。但即便简化，仍保持“上圆下方”的基本形制——喇叭口象征天圆，圈足象征地方，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说明形制可变，但其承载的“名”与“实”的对应关系不可破。

春秋早期的“子仲姜觚”，现藏上海博物馆，器身修长如商代旧制，颈部饰有蕉叶纹，腹部为兽面纹，圈足有透雕蟠螭纹，纹饰繁密仍恪守古制。但到春秋晚期，山东沂水出土的“邾公华觚”已面目全非：圈足变高近十厘米，腹部加粗，甚至出现了带柄的异形觚，原本象征等级的扉棱被完全磨平。考古学家通过纹饰断代发现，这只觚的使用年代恰与孔子同时，正是他所见“觚不觚”的实物例证。器物的变形背后，是周礼体系的松动：当诸侯僭用天子之礼，大夫冒用诸侯之器，觚的形制自然失去了规范——它不再是等级秩序的象征，而成了权贵炫耀的工具，“名”存“实”亡的悲剧由此上演。

孔子对“觚不觚”的敏感，源于他对“名”的重视。在《论语?子路》中，他明确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他看来，“名”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正如觚的形制是礼制的体现，一旦“名实背离”，整个文明体系都会崩塌。他晚年删订《春秋》，通过“郑伯克段于鄢”“天王狩于河阳”等“微言大义”，正是要“正名”——让事物的名称与其本质相符，让社会秩序回归正轨。汉代董仲舒曾解释：“《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二、不觚之叹：乱世中的名实错位

春秋时期的“觚不觚”，绝非孤立的器物变形，而是整个社会“名实错位”的缩影。《左传》记载的“季氏八佾舞于庭”——按礼天子用八佾（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季氏作为大夫却用八佾；“三家者以《雍》彻”——《雍》是天子祭祀后撤祭器时唱的诗，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祭祀时却擅自使用，这些与变形的觚如出一辙，都是在下者冒用在上者的礼制，导致“名”与“实”的割裂。

政治领域的“不觚”最为刺眼。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本是霸主，却在葵丘之会（前651年）“欲封泰山，禅梁父”，冒用天子祭祀之礼。管仲以“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后得封禅”苦苦劝阻，列举伏羲、神农等受命帝王的先例，才勉强阻止。晋文公更在践土之盟（前632年）召周天子赴会，《春秋》为“正名”，不得不书“天王狩于河阳”——明明是诸侯召见天子，却硬说是天子狩猎，这种“为尊者讳”恰恰暴露了“名实不符”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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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的官制变革同样体现“不觚”。西周的“卿、大夫、士”等级分明，春秋时却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鲁国的阳虎本是季孙氏家臣，公元前502年囚禁主人季桓子，执掌国政达三年；晋国的六卿（韩、赵、魏、智、范、中行）架空公室，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最终瓜分晋国。这些家臣、大夫的官职（名）与其实际权力（实）完全背离，正如变形的觚——名为“觚”，实则早已不是觚。

经济领域的“不觚”体现在赋税制度。西周的“井田制”规定“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到春秋时，鲁国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收税；齐国管仲“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收税，实质都是承认土地私有，却仍保留“井田”之名，形成“名存实亡”的局面。《公羊传》批评“初税亩”时所说“始履亩而税也。何讥尔？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正是对这种“不觚”的谴责。

伦理层面的“不觚”更触目惊心。《礼记?檀弓》记载，春秋时有个叫“黔娄”的人去世，其妻按照他的遗愿“不封不树”（不堆坟头不种树），却有人指责“夫鲁有初，公仪仲子之丧，舍其孙而立其子，孔子曰‘何哉，不使其子主之而使其孙主之’”，可见连丧礼这种最私人的伦理行为，都出现了“名实不符”的混乱。更有甚者，卫宣公为娶儿媳宣姜而筑新台，《诗经?邶风?新台》讽刺“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不鲜”，直指“父娶子妻”的名实颠倒。

面对这种全面的“不觚”，不同学派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道。道家主张“绝圣弃智”，认为“名”本身就是束缚，《老子》“名可名，非常名”，要回归自然本真；墨家强调“兼爱”“非攻”，试图用实用主义打破等级虚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注重名实的对应；法家则干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以法律取代礼制，《韩非子?定法》“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而孔子选择的是“正名”——通过恢复“名”与“实”的对应，重建社会秩序，这正是他周游列国宣扬“仁”“礼”的深层动因。

三、循名责实：历史中的纠偏之路

“觚不觚”的困境，并非春秋独有，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永恒命题。每当社会出现“名实错位”，总会有智者站出来“循名责实”，试图将变形的“觚”重新塑回应有的形制。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汉代的“春秋决狱”，从唐代的《唐律疏议》到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本质上都是对“不觚”的纠正，是“正名”传统的延续。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是“循名责实”的激进实践。他在秦国推行“军功爵制”，规定“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将爵位（名）与军功（实）严格挂钩，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史书载，秦军士兵“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正是这种“以实定名”的激励效果。他还设立“告奸”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确保法律条文（名）与执行（实）一致。司马迁评价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循名责实”的成效。

但商鞅的“正名”过于刚性，只重“实”而轻“名”的教化功能。他统一度量衡时，只规定“度、量、衡”的标准——“一尺约合23.1厘米，一升约合202毫升”，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礼制内涵，甚至“燔诗书而明法令”，焚烧儒家典籍。赵良曾劝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不听，最终被车裂，印证了“正名”不能仅靠强制，还需兼顾“名”的象征意义，正如觚的形制既要规范，也要保留其承载的文化记忆。

汉代的“春秋决狱”，开创了“以名正实”的司法传统。董仲舒提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行为的动机（名）与结果（实）来定罪。《太平御览》记载一案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按律甲应处死刑。董仲舒却以《春秋》“父为子隐”为由，认为甲“非律所谓殴父也”——甲的动机是救父而非伤父，“名”（动机）为“救”，故“实”（定罪）不应为“殴父”，最终判甲无罪。这种“原心定罪”，通过《春秋》的“大义”（名）来纠正法律条文（实）的僵化，体现了“名”对“实”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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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唐律疏议》，是“名实相符”的制度巅峰。这部法典开篇即“名例律”，明确“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将“名”的定义与“实”的量刑严格对应。如对“谋反”的定义：“谓谋危社稷”，解释为“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从“名”的内涵到“实”的惩处（凌迟）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更可贵的是，它还设“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的原则，通过类比确保“名实相符”无死角，形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法者定名，刑者正实”的体系。

宋代的程朱理学，则从哲学层面“正名”。朱熹提出“理一分殊”，认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正如觚有觚之理，爵有爵之理，“名”是“理”的体现，“实”是“理”的落实。他编订《家礼》，规范“冠婚丧祭”的礼仪，甚至细化到“深衣”的尺寸“袂之长短，举之及肘；袷之高下，及腰而已”、“丧服”的布料“斩衰用粗麻布，齐衰用稍细麻布”。他说“礼即理也”，试图通过“正”日常生活之“名”，来涵养人心之“实”，这是对孔子“觚不觚”之叹的哲学回应。

明代的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践行“循名责实”。他规定“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即对官员的职责（名）与政绩（实）进行量化考核。如规定“河道修治须三月完工，逾期未竣者，巡抚罚俸三月”。他还设立“随事考成”制度，“月有考，岁有稽”，使“名实不相符者，查参究治”。这种制度设计，直指明代官场“因循苟且”“名实背离”的积弊——如官员“报喜不报忧”，水灾只报“淹没田亩十之三”，实则过半；征税只报“已征八成”，实则不足六成。张居正的改革正如将变形的觚重新校准，短期内使明朝出现“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中兴气象。

这些历史实践表明，“正名”不是复古守旧，而是根据时代需要调整“名”与“实”的关系：有时需要“以名正实”（如董仲舒），用理念引导实践；有时需要“以实正名”（如商鞅），用实践修正理念；更多时候则是“名实互证”（如《唐律疏议》），使二者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应对“不觚”困境的核心方案。

四、形制之变与精神之守：器物演变中的永恒

觚的形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从商代的繁复到西周的简化，从春秋的变形到秦汉的消失（被爵、觯取代），再到宋代以后的仿古复制，但它承载的“名实相符”精神却始终未变。这种“形制可变，精神恒在”的现象，揭示了应对“不觚”困境的深层智慧——重要的不是固守形式，而是守住形式背后的核心价值。

汉代虽无实用觚，但“正名”精神体现在铜器铸造中。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虽非礼器，却在山峦纹饰中融入“昆仑”意象，炉盖的烟雾从山峦间升起，象征“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的传统；炉座的盘龙纹则对应“四神拱卫”的礼制，使“名实相符”从酒器延伸到熏香器。马王堆汉墓的“漆绘食案”，长70厘米，宽40厘米，虽形制与西周礼器不同，却严格遵循“食不言，寝不语”的礼仪规范——案上杯盘摆放“左酒右食”，与《礼记?曲礼》“进食之礼，左殽右胾”完全一致，仍体现“尊左卑右”的等级观念。这说明汉代虽“器变”，却未“道变”，正如孔子所希望的“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形式可简，精神不可失。

唐代的“唐三彩”虽多为冥器，却暗含“名实”考量。西安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骆驼上的乐师分坐两侧，中间舞者姿态谦卑，这种“左右对称、中为尊”的布局暗合“君臣有序”的礼制；乐师所持乐器“琵琶、箜篌、笛”，皆为宫廷雅乐之器，而非民间俗乐，确保“名”（宫廷乐俑）与“实”（乐器组合）相符。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虽为瓷器取代了青铜，但其“秘色”之名（意为“皇家专用，秘而不宣”）与其供奉佛骨的功能（实）完美对应——考古发现的14件秘色瓷，器形规整，釉色青碧，与文献“类玉类冰”的记载完全一致，体现了“名实相符”在新器物中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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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仿古礼器”运动，更显对“觚”之精神的回归。宋徽宗命人编撰《宣和博古图》，收录历代青铜器839件，其中对“觚”的形制考证尤为详细：“觚，酒器也，所以礼天地、事鬼神、和人伦者也。其制上圆下方，体象天地，容量二升，应乎中和。”他还命汝窑、官窑仿制古觚用于祭祀，考古发现的“宋仿商觚”，虽纹饰简化，却严格遵循“高30厘米、口径15厘米”的古制，甚至刻意模仿商代的“范铸痕迹”，使其“名”（仿古礼器）与“实”（祭祀功能）相符。虽然后世批评其“泥古不化”，但这种努力背后，是对“名实相符”精神的坚守。

元明清时期，觚的形制进一步艺术化，却仍未失其“神”。元代的“青花觚”，纹饰变为“松竹梅”“缠枝莲”，但“上宽下窄”的基本造型仍未变，象征“谦尊而光”的伦理；清代的“珐琅彩觚”，器身多绘“婴戏图”“花鸟纹”，功能变为陈设器，但其“对称平衡”的美学仍暗合“礼者，天地之序也”的传统。乾隆年间的“仿青铜釉觚”，甚至在器身刻“大清乾隆仿古”款，明确“名”（仿古）与“实”（创新）的关系——既不隐瞒时代，又不背离传统，这种“明变守常”的智慧，对当代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极具启示。

当代的“文创产品”中，也可见“觚”之精神的延续。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角楼咖啡杯”，杯身图案严格按照角楼“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结构绘制，名称（角楼咖啡杯）与内涵（故宫文化）相符；杯型采用马克杯的实用形制，却在杯底印有“故宫文创”标识，既创新又守正。苏州博物馆的“吴王夫差剑文具套装”，将古剑的“菱形暗格纹”转化为钢笔纹饰，使“剑”的“杀伐之实”转化为“文房之雅”，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名）与产品质量（实）仍保持一致——笔尖采用铱金材质，书写流畅度经过百次测试。这些案例证明：传统器物的形制可以创新，但“名实相符”的精神必须坚守。

五、当代之觚：传统与现代的名实博弈

今天的社会，依然面临“觚不觚”的困境，只是“觚”的形式变了：可能是制度与执行的脱节，可能是商品宣传与实际质量的不符，可能是传统符号的滥用，这些“名实错位”与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虽形式不同，本质相通——都是“名”与“实”的割裂，都需要“正名”的智慧。

公共政策领域的“不觚”常表现为“政策空转”。2019年，某省推行“垃圾分类”，口号（名）喊得响亮，在社区悬挂横幅“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却因垃圾桶设置不合理——“可回收物桶与其他垃圾桶相距不足5米”、回收体系不健全——“回收车一周才来一次”，导致居民“想分却难分”（实），垃圾分类准确率不足30%。更有甚者，某县“乡村振兴”规划精美（名），投资2亿元建“仿古一条街”，却不顾村民“需要就业、改善住房”的实际需求，最终商户入驻率不足20%，沦为“空心村”（实）。这些现象正如变形的觚，看似符合“名”，实则背离了“名”所承载的“为民服务”本质。

商业领域的“名实错位”更为普遍。“老字号”本应代表“品质可靠”（名），却有品牌为追求利润偷工减料（实）：某百年酱园用工业色素“日落黄”代替传统“黄栀子染色”，检测发现其产品色素含量超标10倍；某“中华老字号”糕点，将传统“猪油起酥”改为“氢化植物油”，口感变差却仍标“传统工艺”。“有机食品”本指“无农药化肥、生态种植”（名），却有商家贴标造假（实）——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抽查显示，有机食品合格率仅78.3%，部分“有机蔬菜”检测出“毒死蜱”农药残留，形成“有机不有机”的怪象。这些行为与春秋时“僭用礼制”一样，都是对“名”的透支，最终会失去消费者信任。

文化领域的“不觚”体现在传统符号的滥用。“汉服”本是承载礼仪的服饰（名），其形制“交领右衽、宽袍大袖”对应“温柔敦厚”的伦理，却有人将其商业化、猎奇化，穿汉服逛夜店、闯红灯，甚至搭配“运动鞋、墨镜”，使“汉服”失去了“衣冠上国”的文化内涵（实）。“非遗”本指“代代相传、活态传承的技艺”（名），却有地方为政绩将“速成剪纸”“机器刺绣”申报非遗（实），2023年某省清理“伪非遗”达237项，暴露了“非遗不非”的乱象。这种对传统符号的“形取而神弃”，与孔子所见的“觚不觚”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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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也存在“名实背离”。“素质教育”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名），却仍有学校以“应试”为唯一目标（实）——某中学将“音体美”课程全部改为“数理化”，甚至周末补课，校长坦言“不这样升学率上不去”。“教授”本应“教书育人”（名），却有学者重科研轻教学，甚至抄袭造假（实）——2023年某高校查处学术不端案件127起，部分教授“三年未上一节课”，沦为“老板教授”。这些现象正如“八佾舞于庭”，都是对“名”的亵渎。

应对当代“不觚”，需要重拾“循名责实”的智慧。浙江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减事项、优流程、压时限”，将“企业开办”从“5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使政策名称（名）与办事效率（实）相符；华为的“以客户为中心”，将口号（名）转化为“客户满意度纳入KPI考核，权重占30%”（实），使企业理念落地；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用3D扫描技术（实）还原壁画细节，网上展厅访问量超10亿次，实现了“传播敦煌文化”（名）的目标。这些实践证明：只要守住“名”的核心内涵，形式可以灵活创新，正如觚的形制可变，但“名实相符”的精神永恒。

六、守正出新：名实相生的永恒智慧

孔子的“觚不觚”之叹，穿越千年仍振聋发聩，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如何在变化中保持稳定，在创新中坚守本质。从商代的青铜觚到当代的社会治理，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今天的传统复兴，“名”与“实”的博弈从未停止，而解决之道始终是“守正出新”——守住“名”的核心价值（正），创新“实”的表现形式（新），使“觚”虽形制可变，却始终是“觚”。

“守正”是前提，即守住“名”所承载的核心价值。对于觚来说，核心价值是“礼制象征”；对于现代社会，“正”可能是公平正义、诚实守信、责任担当等。同仁堂“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古训，守的是“药者仁心”的“名”——其“安宫牛黄丸”仍坚持“金箔包裹”“手工泛丸”，虽成本高却不更改工艺；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守的是“教育改变命运”的“名”——她身患23种疾病仍每天陪学生晨读，13年送出2000多名女大学生；敦煌研究院“莫高精神”，守的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名”——樊锦诗扎根大漠58年，用数字化技术保护壁画，却拒绝“商业化过度开发”。这些“正”如同觚的基本形制，是不能变的根本。

“出新”是关键，即根据时代需求创新“实”的表现形式。古代的“礼制”在今天可以表现为法治、德治——如“孝道”从“丁忧三年”变为“常回家看看”入法；传统的“工匠精神”在今天可以结合科技手段——某老字号糕点用“3D打印”制作模具，却保留“手工烘焙”的核心工艺；“名实相符”在数字时代可以表现为“透明化”“可追溯”——某有机农场用区块链记录“种植、施肥、采摘”全过程，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使“有机”之名有“实”可依。如“老字号”稻香村，既保留传统配方（正）——“自来红月饼”仍用“芝麻油、青梅馅”，又推出“低糖月饼”“文创糕点”（新），使“老字号”之名与“新消费”之实相符；苏州园林的保护，既坚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理念（正），又引入智能监控、生态修复技术（新）——用传感器监测水位、土壤酸碱度，实现了“名实相生”。

“守正”与“出新”的平衡，正是“觚之为觚”的当代诠释。正如青铜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形制，却始终承载“礼”的精神，当代社会的各种“名”也应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同时，灵活调整表现形式。当政策的“名”与民生的“实”对接——如“乡村振兴”既保留“乡愁”又发展“乡村旅游”；当传统的“名”与现代的“实”融合——如“中医”既用“望闻问切”又结合“CT、化验”；当商业的“名”与品质的“实”统一——如“网红产品”既创新营销又保证质量，我们就能破解“觚不觚”的困境，实现孔子所向往的“天下有道”。

站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前，凝视那只变形的春秋觚，我们仿佛能听到孔子的叹息。但当目光转向身边——看到“诚信商家”的牌匾与货真价实的商品，看到“人民公仆”的称号与为民服务的行动，看到“非遗传承”的荣誉与精益求精的技艺——我们又能感到欣慰：“觚”或许仍在变形，但“名实相符”的精神正在新的土壤中生长。这生长，正是对孔子“觚哉！觚哉！”之叹的最好回应——千年以降，我们始终在寻找那只“应然”的觚，而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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