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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第1页）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孔子站在泰山之巅，北望齐国的沃野千里，南眺鲁国的礼乐井然，长叹一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句看似简单的论断，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变革与理想秩序的大门。齐国的务实进取与鲁国的礼乐传统，在变革的浪潮中相互映照，最终指向“道”的终极追求——那是一种礼乐和谐、德治盛行、民生安乐的理想之境。两千多年来，这句箴言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历代治国者与思想者在变革中探索通往“道”的路径。

一、齐与鲁：两种文明基因的分野

要理解孔子的论断，必先洞悉齐、鲁两国截然不同的文明基因。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太公于齐，封周公旦于鲁，这一分封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更是两种治国理念的播种。

齐国地处海滨，盐碱地多，姜太公因地制宜，提出“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略。他没有强行推行周礼，而是尊重当地东夷文化的习俗，简化繁琐的礼仪。当地东夷人有“以人殉葬”的旧俗，姜太公不直接禁止，而是规定“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看似认可，实则通过限制数量逐步淡化，最终废除这一陋习。他大力发展工商业和渔业盐业，在临淄设立“鱼盐市”，允许商人自由交易，甚至减免关税，吸引了各地商人前来经商。这种务实灵活的政策，让齐国在短时间内“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齐桓公时期，管仲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念，“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他推行“相地而衰征”的税制改革，根据土地肥力不同征收不同赋税，“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惑”；实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政策，由国家控制盐铁生产销售，既增加财政收入，又平抑物价。为了吸引人才，管仲在临淄设立“客舍”，为外来人才提供食宿，“诸侯之客，垂橐而入，载而归”。齐国的都城临淄，成为当时天下最繁华的都市，《战国策》记载其“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商业的繁荣与开放的风气，构成了齐国文明的底色。

鲁国则截然不同。周公旦是周礼的制定者，其子伯禽代封于鲁后，“变其俗，革其礼”，强行推行周礼，“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问为何如此迟缓，伯禽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他下令废除当地的“火葬”习俗，推行“土葬”；禁止“男女混坐”，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为了推行周礼，伯禽在曲阜建立宏伟的宗庙，“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欲观周道，故之鲁”，使鲁国成为礼乐文化的重镇。

相传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可见鲁国宗庙礼仪的完备。太庙祭祀时，有“九献之礼”，从迎神、献祭到送神，程序繁琐却井然有序，乐官演奏《大韶》《大夏》等古乐，舞者手持羽龠，步伐整齐。季札观乐于鲁，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叹为观止，称“周礼尽在鲁矣”。鲁国的礼乐传统深入骨髓，从士大夫到平民，皆以遵循周礼为美德，这种文化基因使鲁国在春秋乱世中成为礼乐的“活化石”。

两国的差异在政治实践中尤为明显。齐国多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如管仲相齐，虽注重道德教化，却更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将物质基础置于首位。他在国中设立“女闾”（官方妓院），既增加税收，又吸引人才，虽遭后世诟病，却体现了其功利务实的特点。鲁国则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孔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后，返鲁删订《春秋》，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礼乐教化视为治国根本。季孙氏用“八佾舞于庭”，孔子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见其对礼乐的坚守。

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人才选拔上。齐国“举贤而上功”，不问出身，如管仲出身贫贱，曾射齐桓公中钩，却被齐桓公拜为相；宁戚是喂牛的平民，因一曲《饭牛歌》“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被重用为大夫。鲁国则“尊尊而亲亲”，注重血缘宗法，大夫多为公族之后，如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皆为鲁桓公后裔。孔子周游列国前，在鲁国仅任中都宰、大司寇等职，终因与季孙氏政见不合而离开，可见鲁国人才机制的封闭。

然而，齐国的功利主义也埋下隐患。齐桓公晚年，重用易牙、竖刁等奸佞。易牙为讨好桓公，杀子烹羹；竖刁自宫以近君。管仲临终前劝桓公驱逐三人，桓公不听。桓公病重时，五公子争位，易牙、竖刁堵塞宫门，桓公身死六十七日不葬，尸虫出于户，霸业衰落。景公时期虽有晏婴辅政，却难挽颓势，最终被田氏取代，田成子“大斗出贷，小斗收”，收买民心，印证了“放于利而行，多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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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礼乐传统虽保文化正统，却因过于僵化，“三桓”专权，公室衰微。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瓜分公室土地，甚至祭祀时用天子之礼，孔子感叹“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最终鲁国被楚国所灭，留下“礼崩乐坏”的叹息。孔子正是看到两国的优劣，才提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国需借鉴鲁国的礼乐教化以补功利之弊，鲁国需革新僵化的礼制以达“道”的境界。

二、齐变至鲁：功利与礼乐的调和

齐国的变革潜力在于其务实精神，若能引入鲁国的礼乐教化，便可实现“齐一变至于鲁”。历史上，管仲的改革已显露这种调和的迹象。他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却不废礼乐，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临淄设立“士乡十五”，让士阶层专司军事与教化，“使士之子恒为士”，士乡内“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形成浓厚的教化氛围。

同时，管仲“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将百姓按职业划分居住区域，“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互不干扰。这种“士导于礼，民安于业”的治理模式，正是齐国吸收礼乐文化的体现。他还制定“三选”制度：乡长推荐贤能，官长考察试用，国君面试任命，既保留齐国“举贤”传统，又注入“孝悌”等礼乐标准。

晏婴辅政景公时，进一步推动这种调和。他虽反对过度奢华，却重视礼仪的象征意义。景公想厚葬晏子，晏子力辞，说：“吾生也有涯，死也有涯，吾何以厚葬为？”他的住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景公多次想为他换豪宅，晏婴婉拒：“臣先人居此，臣不足以嗣之，于臣足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却在外交场合坚守礼仪，出使楚国时，面对“狗门”之辱，以“使狗国者从狗门入”反讥，维护齐国尊严；在“晏子使楚”的典故中，楚王嘲笑齐人善盗，晏婴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巧对，指出“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既不失智慧，又合乎礼节。晏婴的“和而不同”思想，正是对齐国功利文化与鲁国礼乐文化的融合——“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种既讲实效又重原则的态度，为“齐变至鲁”提供了思想基础。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成为齐变至鲁的文化阵地。齐桓公（田氏代齐后）设立稷下学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儒家学者如孟子、荀子曾在此讲学，将鲁国的礼乐思想传入齐国。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巧妙将话题引向“王道”，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劝齐宣王“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将齐国的“富民”政策与鲁国的“教民”理念结合。他还为宣王讲“五十步笑百步”的寓言，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将礼乐教化与生态保护结合。齐宣王虽未全纳，却也“愿安承教”，可见礼乐思想对田齐的影响。

荀子在稷下“三为祭酒”，其思想更是齐鲁文化融合的结晶。他既肯定齐国的“礼法并施”，说“治之经，礼与刑”，又强调“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将礼视为法的根本。他游历秦国后，称赞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却认为“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原因在于秦国“无儒”，缺乏礼乐教化。

荀子提出“王者之政”的标准：“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既吸收齐国“举贤”传统，又强调鲁国“教化”理念。这种评价，恰是孔子“齐变至鲁”思想的延续——仅有富国强兵不足以成王道，需辅以礼乐教化。

汉代的叔孙通，将齐国的变通与鲁国的礼乐结合，为汉高祖制定朝仪，实现了“齐变至鲁”的当代实践。叔孙通原为秦博士，后归汉，见刘邦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便自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他到鲁国征召儒生，有两生斥其“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叔孙通笑其“鄙儒，不知时变”，最终征召三十人，结合秦仪与古礼，制定出新的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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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这种“与时变化，因时制宜”的礼乐革新，正是齐国精神对鲁国传统的有益改造。

唐代的魏征，堪称“齐变至鲁”的典范。他出身河北巨鹿（古齐地），性格务实，却深通儒家礼乐。辅佐唐太宗时，既劝其“薄赋敛，轻租税”以富民（齐之务实），贞观元年，关中大旱，魏征建议“遣使赈恤，申理冤屈，除苛酷之法”，太宗从之，“民赖其利”。

又谏其“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以修德（鲁之礼乐），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提出“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将功利目标与道德修养结合。太宗正是吸收这种思想，开创贞观之治，实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局面，印证了“齐变至鲁”的可行性。

三、鲁变至道：礼乐传统的革新与升华

鲁国的变革关键在于打破僵化的礼乐形式，注入“道”的精神内核——即“仁”为核心、“礼”为形式、“德”为根基的治理境界。孔子在鲁国的实践，已显露这种革新的曙光。他任中都宰时，“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将礼乐具体化、生活化。

规定“六十者异食，五十者异饮，六十宿肉，五十宿粮，六十以上与肉，五十以上与粱”，根据年龄提供不同饮食；“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规范日常行为。一年后，“四方皆则之”，鲁定公问孔子：“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答：“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任大司寇时，“堕三都”以强公室，叔孙氏堕郈，季孙氏堕费，孟孙氏守成，定公围成弗克，最终因三桓反对而失败，可见鲁国传统的顽固。但孔子并未气馁，转而致力于教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将礼乐教化从朝堂推向民间。

孔子晚年删订《春秋》，正是对鲁国礼乐传统的革新。他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通过褒贬史事，赋予礼乐新的精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强调礼的本质是敬，乐的本质是和，而非外在形式。

《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不称“兄”而称“郑伯”，讥其失教；书“天王狩于河阳”，实乃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讳言以存周礼。这种“微言大义”，正是对僵化礼乐的革新——礼不在形式，而在人心。这种“礼之本”的思想，为鲁国的变革指明方向：礼乐不应是束缚，而应是“道”的载体。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孔子思想，为“鲁变至道”提供理论支撑。他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将“道”归结为“仁”。针对鲁国“礼不下庶人”的弊端，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将贵族礼仪推广为全民道德。

他见梁惠王时，直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批判功利主义的危害；却也不废实务，主张“深耕易耨”“省刑罚，薄税敛”，“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将礼乐教化与民生改善结合，这正是“鲁变至道”的路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本。

荀子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鲁变至道”。他认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强调“道”的实践性。针对鲁国礼仪僵化的问题，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将礼仪的根基回归天地、先祖、君师，去除形式化的繁文缛节。

他主张“化性起伪”，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通过礼乐教化改造人性之恶，“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涂之人可以为禹”，普通人通过“学至乎礼而止矣”的修养，皆可达到“禹”的境界，为普通人通过修身达“道”提供可能，这正是对鲁国礼乐传统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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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董仲舒，融合齐鲁思想，构建“天人三策”，使“鲁变至道”在制度层面落地。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将“道”神圣化；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鲁国的礼乐为核心，吸收齐国的刑名之学，形成“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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