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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学易无过 夫子的晚年之愿（第2页）

孔子晚年总结一生，对“过”有了更深理解。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年轻时志向虽纯，却难免“好勇过我”（《论语?先进》）——如在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召他时，竟想“往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后经子路劝谏才止，这是“过”；

“三十而立”，确立了人生方向，却在仕途中有“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的急躁——任中都宰时想三个月就推行周礼，被冉有劝“循序渐进”，才修正策略；

“四十而不惑”，虽明事理，却仍有“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的短视——在卫国曾因“卫灵公与夫人同车”而愤然离去，后反思“邦无道，不废足矣”，不必过于刚烈；

直到“五十而知天命”，学《易》后才渐悟“穷则变，变则通”，能在变化中守住根本，这或许就是他感叹“可以无大过矣”的底气。

五、历史回响：学易修身的传承谱系

荀子的“善假于物”，将孔子学易精神务实化。《荀子?劝学》“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他学《易》不重卦象，而取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发展出“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积极思想——不是被动顺应规律，而是主动利用规律。

他在稷下学宫讲学时，常以“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鼓励学生“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某次讲解“革卦”九五爻“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他指着窗外的桑树说：“你看这桑叶，春天嫩绿，秋天枯黄，这就是‘革’，但养蚕人能从中得丝，这就是‘制天命’。”将《易》的变化观转化为学习动力，让弟子们明白“学易”不是空谈，而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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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得意忘言”，深化学易的思辨维度。三国时期的王弼注《周易》，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主张透过卦象（言、象）把握本质（意）。他解读“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不纠结“元”的文字，而强调“万物之始，莫盛乎乾”的本体意义。

某次他与何晏论学，指着《周易》竹简说：“若执着于绳墨（文字），失其大象矣。”他注“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认为“坤者，顺也，顺乾之性也”，将“坤”的“顺”解读为对“乾”的配合，而非被动服从，这种辩证思维与孔子“观其德义”一脉相承，让《易》从术数升华为哲学。

程颐的“格物致知”，将学易与理学融合。北宋程颐着《伊川易传》，认为“学《易》者，必明此理，乃能乐天正命”。他主张“格物致知”——通过研究事物（包括《易》卦）获得知识，达到“知天命”。

某次弟子问“如何无大过”，他举“益卦”“风雷，益”说：“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如雷风交加，万物生长，改过才能进步。”他自己被贬涪州时，仍“日讲《易》于北岩”（《宋史?程颐传》），在“困卦”批注中写下“君子处困，守正而俟命”，正是对“无大过”的践行。他还将《易》的“时中”发展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虽显僵化，却延续了“守常知变”的精神。

六、学易的当代价值：应对变化的智慧

《周易》“变易”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在华为的“危机管理”中显现。任正非推崇“华为的冬天”理论，每年投入营收的15%用于研发（2023年研发费用达1880亿元），这与《周易?否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的危机意识相通——顺境时要防逆境。

他在内部讲话中引用“革卦”“穷则变，变则通”，鼓励员工“自我革命”。2019年面对美国制裁，华为启动“备胎计划”，将多年研发的“鸿蒙系统”推向市场，正是“见几而作”的体现。任正非说：“我们学《易》，不是算命，是学‘变’的智慧。”这种“居安思危”的智慧，帮助华为在国际竞争中避免“大过”。

“无大过”对个人成长的指导，在“生涯规划”领域鲜活起来。职业规划师常以“乾卦”六爻喻人生阶段：

“潜龙勿用”（20-30岁）：如刚入职的年轻人，应像“潜龙”积累能力，不宜急于表现。某互联网公司实习生频繁提“颠覆性建议”，反被团队排斥，便是不懂“潜龙”之道。

“见龙在田”（30-40岁）：如部门主管，需在实践中展现才能。某项目经理在完成几个小项目后，才接手大项目，循序渐进，符合“见龙”的节奏。

“飞龙在天”（40-50岁）：如企业高管，可充分发挥领导力，但也要警惕“亢龙有悔”。某CEO在行业巅峰时盲目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正是“亢龙”之过。

这种“知时而动”的思维，正是孔子学《易》想获得的智慧，让每个人在人生节点都能“无大过”。

《周易》辩证思维对科技伦理的警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凸显。当AlphaGo击败人类棋手时，科学家想起《周易?泰卦》“泰极否来”——技术过度发展可能带来伦理问题。清华大学科技伦理委员会引用“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强调AI研发需走正道；用“谦卦”“谦尊而光”提醒从业者保持谦逊，避免“技术至上”的大过。

2023年ChatGPT引发争议时，某AI伦理学家在论文中写道：“我们要学‘既济卦’‘初吉终乱’，看到技术成功的同时，也要防范最终的混乱。”这种“见几而作”的前瞻，与孔子学《易》的初衷一致，让科技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

七、历史人物的学易实践：以易修身的典范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易》“知变”智慧的军事应用。他在隆中分析天下大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争锋（如‘乾卦’亢龙）；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如‘坤卦’厚德载物）。”（《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联吴抗曹”的策略，暗合《周易?比卦》“比，辅也，下顺从也”——联合弱小对抗强敌。他还根据“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服刘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卦象转化为具体战略。

北伐时，他在祁山“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三国志?诸葛亮传》），这八阵暗合八卦，“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对应“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正是《易》“刚柔相济”的应用，让蜀军以少胜多，避免“骄兵必败”的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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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融入《易》的“鉴戒”思想。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与《周易?系辞》“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一脉相承。

书中分析“安史之乱”，认为根源是“君不君，臣不臣”，如《周易?否卦》“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唐玄宗晚年“内宠杨贵妃，外任安禄山”，内部失序导致外乱。他还在“臣光曰”的评论中引用“谦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批评唐玄宗“自恃承平，荒于酒色”，正是“亢龙有悔”的写照。

编纂过程中，他遇疑难便翻《易》，某次对“玄武门之变”的评价犹豫，见“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便写下“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由太宗定内难也”，既肯定“革”的必要，又强调“礼”的根本，这种平衡正是“无大过”的智慧。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受《易》“变易”启发至深。被贬龙场时，他“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王阳明年谱》），住在“石椁”（天然石洞）中，某日夜里“忽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想起《周易?明夷卦》“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光明藏于地下，君子在困境中要保持内心的明悟。

他提出的“知行合一”，与《易》“制而用之谓之法”的实践精神一致。平定宁王之乱时，他“佯攻南昌，实捣九江”，正是用“声东击西”的“变易”之术；教导弟子“事上磨练”，则是对“乾卦”“天行健”的践行，让他们在具体事务中体会“改过迁善”，将《易》的智慧融入心学。

八、学易无过的终极意义：终身学习的人生态度

“加我数年”的感叹里，藏着孔子对学习的永恒渴望。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这种热情不受年龄限制。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他晚年教弟子读《易》，常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感叹知识传承的不易，故更珍惜时间。

子夏回忆，夫子七十岁时还向“郯子学官名”“向苌弘学乐”，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比“无大过”本身更珍贵。他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学《易》的过程，就是这种“学而后思”的最好体现。

“学易无过”的当代诠释，是“成长型思维”的培养。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提出，相信能力可通过努力提升的“成长型思维”，比“固定型思维”更能应对挑战。这与孔子学《易》的态度一致——不害怕犯错，而相信通过学习可以改进。

某企业家在失败后重读“否极泰来”，调整策略重新出发；某学生在高考失利后，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激励自己复读成功；某老人退休后学《易》，说“以前总怕做错事，现在知道‘过则勿惮改’，活得更坦然了”。这些都是“学易无过”的现代实践，证明智慧不分古今，只要愿意学习，就能不断进步。

孔子的学易之愿，像烛光穿越千年。当我们在深夜为错误懊悔时，当我们面对变化迷茫时，《周易》的竹简虽旧，却仍能照亮前路。它告诉我们：“无大过”不是终点，而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起点；学《易》不是目的，而是培养“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自觉。正如那被孔子翻断韦编的《周易》，绳断了可以重连，智慧却在不断学习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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