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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学易无过 夫子的晚年之愿（第1页）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鲁哀公十一年的秋夜，鲁国曲阜的孔宅书房里，烛光在青铜豆形灯盏里跳动。孔子盘腿坐在矮榻上，面前铺着的《周易》竹简摊成扇形，最上面的“乾卦”竹简边缘已被摩挲得发白，露出竹纤维的纹路。他左手食指在“亢龙有悔”四个字上反复划动，指甲磨得发亮，连指节都因长时间用力而泛红。案头的陶碗里，子夏刚端来的汤药还冒着热气，药香里混着松烟墨的味道——那是他批注《易》辞时磨的墨，墨锭上还留着他食指的凹痕。

“夫子，夜已深，何不早息？”子夏的声音从门帘外传来，他捧着件麻布披风，见夫子鬓角的白发沾着烛泪，像落了层霜。孔子抬头望向窗外，北斗星的斗柄正指向西方，忽然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烛火般的颤音：“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声感叹落在寂静的夜里，像枚石子投入深井。子夏后来对子贡说：“夫子说这话时，眼里的光比烛光还亮。”《论语?述而》记载的这句话，藏着晚年孔子最朴素的愿望：“加我数年”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想让日渐昏花的眼睛多看清几行卦辞；“学《易》无大过”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希望那些“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的教训，能通过《易》的智慧沉淀为更从容的人生。从那夜的烛光到今天的书架，《周易》的竹简虽已泛黄，“学易无过”的精神却始终是穿越时空的指南针。

一、《周易》：包罗万象的智慧之书

《周易》在先秦典籍中独树一帜，古人称其“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的“经”部由六十四卦构成，每卦有卦画、卦名、卦辞，每爻有爻辞，像一套精密的符号系统，记录着古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易”字的甲骨文本作像双手捧着火把烘烤蜥蜴，取其“变色”之意，《说文解字》释为“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征“变易”；而《周易?系辞》又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含“简易”之义——天地万物的规律看似复杂，实则可用阴阳二爻概括；《汉书?艺文志》则强调“不易”——“君臣父子之礼，历世而不变”。这三重含义构成《易》的核心：变中有常，常中有变。孔子晚年痴迷的，正是这种把握变化的智慧。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让我们得以窥见孔子所见《易》的原貌。其卦序与今本不同，“乾”卦不在首而在第三十三，卦辞却大致一致，上面还保留着早期儒家的批注，如“孔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帛书周易?要》）。考古人员发现，帛书《周易》的“系辞”部分，有多处“子曰”的字样，笔迹与其他部分不同，推测是孔子弟子记录的夫子言论，证明孔子学《易》确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是“观其德义”而非占卜。他把占卜之书读成修身之典，这是对《易》的创造性转化。

《周易》的六十四卦像六十四个人生场景。“乾卦”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描述人生从潜伏到鼎盛再到衰落的过程，孔子从中读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戒惧——某次讲到“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他让子路联想“入太庙每事问”的谨慎，说：“这‘惕’字，就是怕自己有过失啊。”

“谦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让他想起“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逊。他曾指着“谦卦”初六爻“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对冉有说：“你为季氏理财，若能学这‘谦谦’，就不会被人说‘非吾徒也’了。”

“益卦”“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与他“过则勿惮改”的主张完美呼应。子张曾问“改过之法”，他翻开“益卦”说：“你看这风雷，风动雷响，万物生长，改过就像这样，要动起来才有益。”

这些卦象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成了孔子映照自身的镜子，连最晦涩的“归妹卦”，他都能读出“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周易?归妹》），联系“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史记?孔子世家》）的礼乐教化，让弟子们叹服“夫子解《易》，如观流水”。

二、五十学易：时间沉淀后的智慧觉醒

“五十以学《易》”的“五十”，是孔子人生的重要节点。《论语?为政》记载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而是明白“天命之谓性”（《礼记?中庸》）——事物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此时学《易》，恰如老农阅尽四季后读农书，能从字缝里读出更多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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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这话时已近晚年。据《史记?孔子世家》，他“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鲁哀公十一年说“加我数年”，是希望能有五六年时间深入学《易》。为何偏偏是“五十”？因他五十岁时“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正是仕途巅峰，却也经历了“隳三都”的挫折——试图拆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家臣的城邑，最终因“公山不狃以费畔”而失败。晚年回想，他或许觉得，若早懂《易》的“进退之道”，当年可少些激进。

他曾对子贡坦言：“吾五十而志于学《易》，则无大过。”（《帛书周易?要》）这“志于学”与十五岁的“志于学”不同，前者是广泛涉猎，后者是精准深耕。就像他年轻时学琴，“十日不进”（《孔子家语?辩乐》），从习其曲到得其志，再到知其人，五十岁学《易》，便是要“得其志”的阶段。

“学《易》”的“学”，在孔子那里从来不是死记硬背。《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学《易》时“观其象而玩其辞，观其变而玩其占”（《周易?系辞》），“玩”是玩味、揣摩，如孩童把玩美玉般细细品鉴。某次读到“困卦”“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他想起在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的困境，忽然拍案：“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的疑问有了答案——困境中的坚守正是“亨”的关键，当即让子贡取来竹简，写下“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批注，墨迹因激动而有些晕染。

“可以无大过矣”的“大过”，有具体所指。《周易?大过》“大过，大者过也”，指违背根本道义的错误。孔子一生并非无过：

年轻时“欲仕而无礼”（《孔子家语?致思》），想通过权臣阳货走捷径，后来反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这是对“过”的醒悟；

中年任大司寇时，对少正卯的处置或许过于严厉，晚年整理《春秋》时，特意在“鲁定公十四年”下只记“孔子诛少正卯”，不加褒贬，暗含自省；

晚年见弟子冉有“为季氏聚敛”，也反省自己“教之不严”，故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的愤怒，这愤怒里有对弟子的失望，更有对自身的检讨。

这些“过”让他明白，“无大过”不是不犯错，而是不犯动摇根基的错，正如《论语?子张》“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改过的勇气比不犯错更重要。

三、韦编三绝：孔子学易的痴迷与实践

“韦编三绝”的“韦编”，是先秦竹简的特殊装帧。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用宽约0.5厘米的熟牛皮绳编连，每简钻有三孔，绳结打在背面，坚韧耐用。而孔子读的《易》竹简，因反复翻阅，牛皮绳磨断了多次。《史记?孔子世家》说他“读《易》，韦编三绝”，“三”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需弟子“更系之”（《孔子家语?好生》）——重新编连。

子夏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回忆：“夫子读《易》，常至深夜，吾辈轮流守夜，见韦绳磨断，就取新绳请夫子暂歇，夫子总说‘再读三卦’，往往又是一个时辰。”有次编连竹简，子贡发现“豫卦”的竹片比其他卦薄了近半，显是被反复摩挲所致，上面还有夫子指甲刻的浅痕，正是“豫，利建侯行师”的“利”字。

孔子学《易》的方法，体现在“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的工作中。“序”是整理、阐释，他为《易》的彖辞（判断一卦吉凶）、象辞（解释卦象爻象）作注，融入儒家思想。如《文言》对“乾卦”的解读：“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将卦象与“仁礼义”结合，使《易》从占卜之书变为修身指南。

他的批注常结合亲身经历。“恒卦”九三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旁边有他的小字批注：“南子见我，子路不悦，此之谓也。”——指见南子后子路的不满，反思自己虽“礼不可废”，却未及时与弟子沟通，这便是“不恒其德”的小过。

“睽卦”“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他批注：“吾与晏婴，道不同而相敬，此睽而能合也。”——对齐国大夫晏婴虽反对儒学却能尊重他的回忆，说明“和而不同”的智慧。

这种“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创造，影响深远。他去世后，弟子们将这些批注汇编，便是后来的《易传》（十翼），让《周易》从卜筮之书彻底升华为哲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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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把《易》的思维教给弟子。子夏问《诗》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他答“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用绘画先有白底再有彩绘，类比“礼后乎仁”，这种“观物取象”的联想，正是《易》“触类而长之”的方法。子夏后来成为“《诗》教”大家，与这种思维训练密不可分。

他告诫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则是对“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的实践——行事需谨慎如踩虎尾。某次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他便翻到“兑卦”“君子以朋友讲习”说：“你这慷慨是好的，但也要懂‘和兑，吉’，和悦待人才能长久。”

四、无大过矣：改过迁善的人生境界

“无大过”的智慧，在孔子处理“陈蔡之困”时显现。鲁哀公四年，孔子一行被陈蔡大夫围困，“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孔子家语?在厄》），野菜汤里连米粒都没有。子路愠怒：“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固穷”不是硬扛，而是《周易?困卦》“困而不失其所亨”的体现——坚守道义就不算真困。

他还趁机给弟子讲学，“讲诵弦歌不衰”，将危机转化为教学机会。子羔问“困卦”九二爻“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大咎”，他笑着说：“现在我们虽无酒食，却有《诗》《书》，这也是‘享祀’啊——祭祀祖先要用心，求学问道也要用心。”这种在困境中守常知变的智慧，避免了“穷则滥”的大过。

对比“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更见“无大过”的精妙。《论语?先进》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过”是冒进，子张行事总想“惊世骇俗”，如在丧礼上“存鲁、乱齐”后仍大张旗鼓，便是“过”；“不及”是退缩，子夏在莒父为官却“无所作为”，便是“不及”。

孔子学《易》后更明白，“中”不是固定的点，而是“时中”——《周易?蒙卦》“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根据时机调整行为。他在鲁国时“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论语?乡党》），是“邦有道”的恭谨；在卫国见灵公怠政，便“去卫过曹”（《史记?孔子世家》），是“邦无道”的避祸，这种“时中”让他始终“免于刑戮”，正是避免大过的关键。

“无大过”的核心是“见几而作”。《周易?系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几”是错误的萌芽。孔子任鲁国司寇时，见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立刻批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舞蹈行列，天子八佾（六十四人），大夫四佾，季氏用八佾，是“大过”的开端，必须及时制止。

他反对“季氏旅于泰山”（《论语?八佾》），因这是诸侯祭天的礼仪，大夫为之就是“僭越”的“几”。当时冉有说“不能救也”，他便叹“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连泰山之神都比季氏懂礼，这种讽刺正是对“见几”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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