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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89章 尸易无限94（第1页）

月光透过窗棂，落在吴贤刚写下的字迹上，“守正护宝，薪火相传”六个字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合上父亲的考古笔记，指尖仍残留着纸页的粗糙触感，忽然想起白天国家博物馆馆长的话——“每一件回归的文物，都是文明对话的使者”。这时，手机屏幕亮起，是苏湄发来的消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传来消息，和田汉代古墓出土的丝织品修复有了新进展，他们在一块锦缎上发现了‘长乐未央’的字样，想邀请我们去参与后续研究。”

吴贤心中一振。“长乐未央”是汉代常见的吉祥语，常出现在丝织品、青铜器上，象征“长久欢乐，永不结束”，而带有这类字样的汉代丝织品，此前仅在陕西、甘肃等地的古墓中发现过，在新疆和田出土尚属首次，这足以证明汉代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远比想象中更为密切。他立刻回复苏湄：“明天一早就出发，带上丝织品保护的专业设备。”

次日清晨，吴贤和苏湄抵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修复室里，工作人员正用显微镜观察“长乐未央”锦缎的纤维结构。锦缎呈暗红色，边缘虽有磨损，但“长乐未央”四个字依然清晰，字体为隶书，笔画舒展，与汉代宫廷丝织品上的字样风格一致。“我们通过碳十四检测，确定这件锦缎的年代为西汉中后期，比‘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还要早约一百年。”研究所的王教授指着检测报告，“更重要的是，锦缎的经线密度达到了每厘米80根，纬线密度每厘米40根，这种织造工艺在当时只有中原地区才能实现，说明它很可能是由中原织造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的。”

吴贤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拿起锦缎，放在特制的灯光下观察：“你们看，锦缎的边缘有明显的缝合痕迹，而且纤维中有少量的羊毛成分，这说明它在西域被使用时，曾被当地人修补过，还加入了西域常见的羊毛材质，这是中原与西域文化融合的直接证据。”他随即提出修复方案：“先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去除锦缎表面的污垢，再用蚕丝线对破损处进行手工织补，织补时要尽量模仿汉代的‘经锦’工艺，确保修复后的锦缎既保持原貌，又能长期保存。”

接下来的半个月，吴贤和团队全身心投入到锦缎的修复中。每天，他们都在修复室里工作十几个小时，用放大镜仔细比对每一根丝线的颜色和粗细，确保织补的部分与原锦缎无缝衔接。当最后一针完成时，夕阳透过窗户洒在锦缎上，“长乐未央”四个字在光线下仿佛有了生命，暗红色的锦面与金色的丝线交织，展现出汉代丝织工艺的辉煌。“太好了，这简直是‘活’过来了！”王教授激动地说，“这件锦缎修复完成后，我们会在新疆博物馆举办‘汉代丝绸之路丝织品特展’，让更多人了解汉代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特展开幕当天，展厅里人头攒动。“长乐未央”锦缎被放在恒温恒湿的展柜中，旁边陈列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的复制品，以及汉代西域出土的其他丝织品、漆器。吴贤作为讲解员，向观众介绍：“这些丝织品不仅是实用的衣物、饰品，更是汉代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长乐未央’锦缎从中原传入西域，被当地人使用、修补，融入了西域的文化元素，这正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体现。”观众们听得入迷，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想把这份“跨越两千年的文明对话”记录下来。

特展期间，吴贤收到了周明远发来的视频。视频里，周明远站在上海国际物流港的监管仓库里，身后是一批刚截获的走私文物：“我们在一批标注为‘陶瓷摆件’的包裹中，发现了三件宋代建窑兔毫盏，经过鉴定，是宋代建窑的精品，很可能是从福建建阳的宋代窑址盗掘而来的。”

建窑兔毫盏是宋代着名的黑釉瓷，因釉面呈现出细密的兔毫状纹路而得名，是宋代文人雅士斗茶时的首选器物，其中“银兔毫”“金兔毫”更是稀世珍品。“宋代建窑的兔毫盏，釉料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烧制时因温度差异，铁元素会在釉面形成不同颜色的兔毫纹，‘银兔毫’的釉面呈银白色，‘金兔毫’则呈金黄色，仿品很难模仿这种自然形成的纹路。”吴贤立刻结束在新疆的工作，赶回上海。

在上海海关的监管仓库里，吴贤看到了三件建窑兔毫盏。其中一件“银兔毫”盏，釉面光洁，兔毫纹细密均匀，从盏口延伸到盏底，宛如真兔毫一般；另一件“金兔毫”盏，釉面泛着淡淡的金色，兔毫纹交错分布，极具观赏性。“这三件兔毫盏都是宋代建窑的精品，尤其是这件‘金兔毫’盏，存世量不足十件，价值连城。”吴贤用手电筒照射盏底，“你们看，盏底有‘供御’二字的刻款，这是宋代建窑为宫廷烧制的标志性款识，说明这三件兔毫盏当年是专门供奉皇室的器物。”

根据走私包裹上的信息，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刚。李刚交代，他受境外走私团伙指使，从福建建阳的宋代窑址盗掘出兔毫盏后，准备通过国际物流运往日本。“福建建阳是宋代建窑的发源地，当地有大量的宋代窑址，近年来一直是盗墓分子的重点目标。”吴贤对周明远说，“我们得尽快派人去建阳，加强对窑址的保护，防止更多文物被盗掘。”

两人立刻前往福建建阳，在当地文物部门的协助下，对宋代建窑窑址进行了全面排查。建阳水吉镇的宋代建窑遗址分布广泛，其中“芦花坪窑址”“大路后门窑址”是最主要的窑址，出土过大量的兔毫盏、油滴盏等黑釉瓷。“你们看，这里有新鲜的挖掘痕迹。”吴贤在芦花坪窑址附近发现了一个深约两米的土坑，坑底还有几件破碎的黑釉瓷片，“这说明盗墓分子最近还在活动，我们必须尽快安装监控设备，加强巡逻。”

当地文物部门随即在窑址周边安装了红外监控摄像头，并组建了由文物工作者、民警、村民组成的巡逻队，24小时不间断巡逻。在巡逻队的一次夜间巡查中，成功抓获了两名正在盗掘窑址的盗墓分子，缴获了几件刚出土的宋代黑釉瓷片。“有了这些保护措施，窑址的安全终于有了保障。”建阳文物部门的负责人说，“感谢你们的帮助，让我们能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回到北京后，吴贤团队又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协助故宫博物院，对一批刚从海外追回的清代宫廷玉器进行鉴定和修复。这批玉器包括一件清代乾隆年间的和田玉籽料“大禹治水图”山子、一对和田玉“福寿双全”如意，以及几件玉碗、玉瓶，都是清代宫廷玉器的精品。

“清代乾隆年间是中国玉器制作的鼎盛时期，乾隆皇帝尤其喜爱和田玉，曾多次下令从新疆和田开采玉料，用于制作宫廷玉器。”吴贤在故宫博物院的修复室里，仔细观察“大禹治水图”山子，“这件山子高约50厘米，用整块和田玉籽料雕刻而成，雕刻内容是‘大禹治水’的故事，人物、山水、草木刻画得栩栩如生，是清代‘乾隆工’的代表作品。‘乾隆工’的特点是雕刻精细、线条流畅、打磨光滑，每件玉器都要经过设计、选材、雕刻、打磨等多道工序，往往需要几名工匠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在修复过程中，吴贤发现“大禹治水图”山子的底部有一处细微的裂痕，还有几件玉碗的边缘有磨损。“玉器的修复需要非常谨慎，尤其是和田玉，质地坚硬但脆性大，修复时不能用力过猛。”吴贤带领团队，用特制的玉石胶水对裂痕进行加固，再用细砂纸对磨损处进行打磨，打磨时要不断用清水冲洗，防止玉器过热受损。经过一个多月的修复，这批玉器终于恢复了原貌，被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宫廷玉器展”中。

展览开幕当天，吸引了众多玉器爱好者和文物专家前来参观。“这件‘大禹治水图’山子太精美了，没想到历经百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一位观众感慨道。吴贤笑着回应：“这不仅是因为玉器本身质地坚硬，更因为历代文物工作者的精心保护。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让更多的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传承给后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贤团队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广，不仅涉及文物的追索、鉴定和修复，还参与到文物保护法规的制定、文物保护人才的培养等工作中。他们与国内多所高校合作，开设了“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批年轻的文物保护工作者；还参与编写了《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指南》《文物保护技术规范》等书籍，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

这天，吴贤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邮件，博物馆表示愿意将一件收藏多年的中国唐代“昭陵六骏”之一的“飒露紫”石雕复制品赠送给中国，同时希望能与中国文物部门开展合作，共同研究中国唐代文物。“昭陵六骏”是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前的六块石雕，分别雕刻了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骑过的六匹战马，“飒露紫”是其中之一，原石雕在1914年被走私到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是一件高精度复制品。

“虽然是复制品，但这体现了国际博物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尊重，也是中外文物交流的良好开端。”吴贤立刻回复邮件，表达了感谢，并表示愿意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展合作研究。不久后，“飒露紫”石雕复制品被运到中国，暂时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其他唐代文物一同展出。在展览的研讨会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唐代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特色以及保护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为中外文物交流搭建了新的桥梁。

吴贤站在研讨会的现场，看着中外专家热烈讨论的场景，心中满是欣慰。他想起了最初在柬埔寨追回唐代鎏金铜钟时的艰难，想起了在澳大利亚抓获陈锦时的紧张，想起了每一次文物回归时的激动……这些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文物保护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更是全人类的事，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守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文明对话，天下大同”的字迹刚落，吴贤的手机便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敦煌研究院”的来电显示。接起电话，院长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吴贤，我们在莫高窟北区的一座新发现洞窟里，出土了一批唐代写本，其中有几卷疑似《金刚经》残卷，但保存状况极差，急需你们团队的技术支持。”

唐代写本是研究唐代佛教、文学、书法的重要实物，而《金刚经》作为佛教经典，其唐代写本存世量极少，尤其是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写本，因地处丝路要冲，往往还保留着多元文化交融的痕迹。吴贤立刻起身：“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会带上最先进的文书修复设备。”

次日清晨，吴贤和苏湄带着团队抵达敦煌莫高窟。走进临时修复棚，几卷泛黄的写本被小心翼翼地铺在特制的工作台面上，纸张脆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裂，上面的墨字已有多处晕染，部分字迹甚至模糊不清。敦煌研究院的李教授指着其中一卷写本：“这卷《金刚经》残卷，纸张是唐代特有的‘麻纸’，纤维粗且坚韧，但因洞窟内湿度变化大，纸张已出现严重的糟朽和霉变。”

吴贤戴上无菌手套，用镊子轻轻挑起一缕纸张纤维：“麻纸的修复关键在于‘去霉、加固、补纸’。我们先用低温真空干燥技术去除纸张中的多余水分，再用蛋白酶溶液清除霉变，最后用与唐代麻纸成分相近的手工纸进行修补。”他一边说，一边指导团队成员调试设备。低温真空干燥机启动时，写本在密封舱内缓缓旋转，水分被逐步抽出，原本发皱的纸张慢慢变得平整；蛋白酶溶液涂抹在霉变处后，墨字周围的黑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字迹逐渐清晰起来。

修复过程中，苏湄在一卷残卷的边缘发现了几行西域文字：“这好像是粟特文！”粟特文是唐代西域粟特人使用的文字，常用于记录商业往来和宗教传播，在敦煌写本中出现尚属罕见。吴贤立刻联系语言学专家，经过解读，这些粟特文记录的是“某年某月，粟特商人张庆将此经卷捐赠给莫高窟”，这为研究唐代粟特人与敦煌佛教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证据。

经过半个月的日夜奋战，五卷《金刚经》残卷和十几件唐代写本全部修复完成。当修复后的《金刚经》残卷被放在恒温恒湿的展柜中时，阳光透过莫高窟的窗户洒在纸上，墨字乌黑发亮，粟特文题记清晰可辨，仿佛跨越千年时光，再次展现出唐代敦煌的文化繁荣。“这些写本不仅是佛教经典，更是唐代丝路文明的‘活档案’。”吴贤感慨道，“我们计划将它们与敦煌研究院馆藏的其他唐代文物一起，举办‘敦煌唐代写本特展’，让更多人了解敦煌文化的多元与璀璨。”

特展开幕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齐聚莫高窟。在《金刚经》残卷展区，吴贤向观众讲解：“唐代敦煌是丝路交通枢纽，这里不仅有中原文化，还有西域文化、佛教文化、粟特文化等，这些文化在写本中相互交融，比如这卷《金刚经》，既有汉字书写的经文，又有粟特文的题记，正是‘文明互鉴’的生动体现。”观众们听得入迷，不少人拿出笔记本记录，还有人用手机拍摄写本上的文字，想深入研究这段历史。

展览期间，吴贤接到了周明远的电话，语气中带着几分兴奋：“国内文物局收到消息，意大利某私人藏家愿意无偿捐赠一件中国宋代的‘汝窑天青釉洗’，这件洗子是19世纪从中国流失的，现藏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处私人庄园。”汝窑天青釉洗是宋代汝窑的经典器型，以“釉色温润、形制简洁”着称，存世量比汝窑瓷盘更为稀少，是历代藏家追捧的珍品。

吴贤立刻结束在敦煌的工作，与周明远一同前往意大利。在佛罗伦萨的私人庄园里，藏家马可先生将汝窑天青釉洗从锦盒中取出：“这是我祖父1920年从英国古董商手中买下的，他生前一直说，这件文物应该回到它的祖国。”吴贤接过釉洗，仔细鉴定：洗子口径约15厘米，通体天青釉，釉面布满细密的“蟹爪纹”，底部有三个细小的支钉痕——这是宋代汝窑采用“支钉烧”工艺的典型特征，支钉痕越小，说明烧制工艺越精湛。“这件釉洗的釉色、开片、支钉痕都符合宋代汝窑的特征，尤其是釉面的‘酥油光’，是现代仿品无法复制的。”吴贤肯定地说，“它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

在文物交接仪式上，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官员说：“这件汝窑天青釉洗的回归，体现了两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重视，也为未来的文物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吴贤回应：“未来，我们希望能与意大利的博物馆开展更多合作，比如联合举办‘中国宋代文物展’，让更多意大利民众了解中国宋代的文化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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