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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经纪律（第1页）

“红军不拿农民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交公”，“损失（群众的财物）要赔偿”，“买卖按照时价”，①是红三军在黔东时期铁的纪律。1934年5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第三条明确规定：“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给群众和供军用外，红军不拿农民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领袖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的办法。”同年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乡苏维埃》第七章规定：对“贪污腐化，侵吞和滥用公款的”人员要进行纪律和法律的制裁。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纪律和惩办违反财经纪律的措施。

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1934年6月23日在《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的“纪律”中规定：“不准抢掠工人农民的财产，犯者处死刑；……不准侵吞公款，犯者重罪……；不准派工人农民的款，不准征收粮食油盐。经费从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中开支一部分，每月要有决算公布。”尔后，为了严肃纪律，杜绝财经收支中的不良现象发生，根据地党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多次强调：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是筹集革命战争经费不可分离的工作；各级党部要重视财政工作，加强对财政机关的领导，以保证财政的统一与环绕党的政治任务适合革命战争的需要；建立财政的预、决算制度，则是加强财政的计划管理，实现财政统一的前提与保证。明确规定：实行预、决算制度，各级机关的用费和地方武装（独立团、营、游击队），也必须有预、决算。在财政机关整个计划和规定之下，实行审查批准开支。以后一切没有预、决算的用费，财政机关都不能负责认账和拨款。乡、区筹得员会的现金不应保留，应集中到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经理处统一管理。若要开支，须经经理处批准，方能发给。一切自由动用公共款子和各自保留公共的款子，都是破坏财政的统一，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这些财税政策和纪律的制定和实施，为顺利开展统一财政的斗争，推进财政工作的开展，加强财税管理提供了纪律保障。

在执行财经纪律的政策方面，红三军领导人以身作则，为全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老红军孟子厚在回忆他担任红三军经理处监察委员会委员工作时说：“在黔东，有一次贺龙对我说：‘他们下边那么多钱，都是经理发的吗？我就不信，你去给我查去。’我拿着上方宝剑到各师去查，发觉各师除了经理处发给的钱外，还把接受各商会的捐款，打土豪没收的款都作为小金库没有上交。当查到黔东独立师贺炳炎师部时，发现搞了两本账。我就向贺老总作了汇报。贺老总亲自找贺炳炎师长谈话说：‘你要把钱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贺炳炎师长笑着说：‘贺总指挥，你们经理处发的钱又少，我在路上准备一点钱，你让我带着，困难的时候，我就少找上级的麻烦，为何不可呢？我绝不会把它占为己有的。’贺龙用命令的口气说：‘不管怎样，一定要交。’贺炳炎师长只好老老实实全部上交了。其他师、团见到贺龙同志这样认真，就把所存小金库全部交了出来。”红军领导人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有力地推动了财经纪律的贯彻执行。

财经纪律的实施

为了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解决穷苦百姓的生活困难等事业上，红三军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财经纪律的实施过程中采取了惩治贪污、惩治逃税豪绅、惩罚土豪、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奖励先进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一）惩治贪污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加以发扬光大。同时，对贪污浪费的行为第六章财政经济建设

深恶痛绝，一再明令重申：“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①为了严肃财经纪律，红三军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翻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罪恶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教育党员、红军官兵和苏维埃干部遵守革命纪律，规范革命行为的重要内容之一。《办法》规定：

“（1）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2）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除第一条各项规定的处罚外，将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3）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照第一、二条处治之。（4）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之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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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19日，又翻印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在节省运动的指示》，其中指出：“从节省运动中去反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斗争中，来肃清混入苏维埃及军事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为改善苏维埃及军事机关的组织与工作而斗争。”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上述精神，把惩治贪污浪费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在具体要求和作法上指出：“我们除了统一财政，在根本上杜绝贪污浪费的源泉外，还应当消灭已经产生出来的贪污浪费现象及破获隐藏着贪污的事件。首先要开展反贪污浪费的群众斗争，把中央政府关于反贪污浪费的命令，在群众中广泛的宣传和解释。抓住一个贪污浪费分子及其具体事实，以严厉打击来教育群众，把混进我们队伍中的贪污分子洗刷出去。同时各级财政机关，应立即组织经济审查委员会，审查过去各机关及地方武装中的一切账目，在群众中公布。审查的对象是：地主豪绅的罚款，富农、商会的捐款，没收祠堂、庙宇的款子和各种开支。并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破获的一切贪污案件。坚决不让一个钱落到贪污分子的肮脏手里，使我们筹集的一切经费都能集中用到革命战争上，争取战争的胜利。”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又根据这些法规制定了一些补充规定，提出“打土豪要归公。惩办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及反革命”，“各级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所需要的物资，必须用钱或物资进行购换；对一切隐藏豪绅地主反革命财产的人一律交保卫局公审；个人一概不得擅自征发，违者以革命纪律惩办。”①

这些法规性的文件颁发到红三军各级军事单位及各级苏维埃政府，广为宣讲，并派人督促实施。据当年唐家溪苏维埃干部刘应学回忆：“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地内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运动。如我们唐家溪苏维埃文书李金忠，作风恶劣，品质败坏，生活腐化，他利用职权记假账，从中贪污光洋7块，经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撤职后交保卫局判处死刑。还有南腰界游击队员秦登仲，在打土豪时匿藏财产，进行贪污，也被保卫局处以极刑。”在枫香溪革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打给养”中，一位战士私自出卖旧棉被一床，隐藏大洋1块，经理处查出后送保卫局处以极刑。又如黔东纵队特务连在一次“打给养”中得鸦片八钱。因数量太少，经连长同意平分给了八个人，规定不得吸食，只准拿回司令部兑换成钱。其中一个战士将分得的一钱拿去经理处兑换现金，经理处发觉不足一钱，马上派人追查。该连长申辩：因数太少，又没有戥子称，仅凭估计分的。结果经理处的人马上把八人的鸦片收回一称，分毫不差，该连长并作了深刻的检讨，方才作罢。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还发动群众揭发清洗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不纯分子。对那些犯盗窃错误的个别人，也进行了批评教育，关禁闭和撤职处理。经过一系列的惩治贪污浪费的斗争，严肃了财经纪律，打击了犯罪分子，纯洁了队伍，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一大批廉洁奉公，克勤克俭的模范干部涌现出来，他们为贯彻落实苏区的各项政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惩办逃税豪绅

苏区内尚未肃清的豪绅地主与反革命分子，有意识地采取非法手段，不按《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纳税，利用伪造或涂改凭证、账册、报表以及转移资产或收入等手段，隐匿应纳税项目、数量、金额，故意违反财经纪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了打击反革命的违法行为，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对那些采用各种非法手段，进行“逃税”或“避税”的豪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一举攻克了彭水县城，各商会都按政策纳了税，唯独国民党的县长何本根和征收局长蒲良成、副局长王春如、财政局长王泽互相勾结，利用手中权力进行非法活动，把财政的钱作为私用，甚至违反税收法规，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偷税、逃税、避税和抗税。根据他们的罪行，红三军抄了何本根的家，没收了一批财产，逮捕了蒲良成、王春如和王泽。追回了部分公款和税款，并把他们押到贵州省沿河县的塘坝财神庙公审后执行枪决。据当年曾任南腰界苏维埃文书的刘应儒说：“南腰界街上的豪绅顾廷献开药号，经常做桐油生意和米生意，但从不纳税，还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说甲年连年大旱是‘洪羊浩劫’，经保卫局批准，谷志标参谋长亲自逮捕他，同时抄了他的家，追回了税款。”8月31日，在酉阳腴地处决了抗税的国民党酉阳县政府总务科长李简清、庶务马达之，抄了偷税的豪绅姚绍孝、王辉白的家。另外，黔东特区和各级苏维埃还经常派人到各地市场巡视、检查，外查偷税、漏税，内查税收人员有无贪污受贿行为。一旦发现，严厉惩处。据印江游击队员冉崇修回忆：“有一个乡苏维埃税务员在晓景收税，因他不识字，一次在收一所住宿旅馆的税，找别人帮忙填了税票，税票上填的是一吊，而实收是二吊，被巡视员发觉了，经反复说明和核实，方才了事。”同时，苏区政府还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税务宣传，教育商人不要瞒关漏税。凡苏区内需要的商品就不能出关，苏区用不着的商品可以出关，但一定要到经济部领取税票登记。根据苏区的需要来定税率。反复强调宣传，有偷税、漏税者一经查出，除追缴应纳税款外，另加纳一倍税金，二次查出，纳三倍税金，三次查出，没收全部商品。经过税法宣传和惩办逃税豪绅，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纳税意识，基本保证了苏区财税工作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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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惩罚土豪

1934年9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第二条指出：“这一战争，更因为秋收而紧迫。地主豪绅无论如何是不愿土地归农民，秋收归农民的。反革命军队更要掠夺秋收，解决他们的粮食。因此地主豪绅勾结反革命军队进到苏区，来夺取农民的秋收，企图把农民饿死。因此，这一战争是农民的生死的斗争，是为着粮食土地归农民的战争，是保卫秋收的战争。”同时在第七条指出：“坚决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将敌军的手足斩断，坚决的严肃的开展肃反斗争，要将豪绅地主反动领袖完全消灭，彻底消灭这一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消灭敌军的耳目，并且要坚决同他们的走狗奸细作斗争。”苏维埃政府根据黔东苏区复杂斗争实际，毫不手软地对那些与人民为敌的地主豪绅给予了坚决的惩罚。据老游击队员冉崇富回忆说：“仅在南腰界一地，就惩罚了冉瑞廷、张步青、杨澄清、邹学良、罗金仁、罗汝祥、罗秀书等30多家土豪，没收的稻谷装满了红三军的军用仓库。还有大量的桐油、鸦片烟、银元和布匹。”经过惩罚土豪的斗争，有力地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社会基础，为缓解黔东苏区的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当年流传在黔东的“云开太阳照，富豪无处逃，官绅财佬嗷嗷叫，贺龙的红军专门打富豪”的歌谣，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记载。

（四）反对浪费，厉行节约

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之一。红三军的领导干部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总是坚持节衣缩食并用模范行为给广大干部、战士作表率，他们为革命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吃苦在前，不搞特殊，在生活待遇上和战士一样，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有福同享，有祸共当。贺龙军长经常是穿一身青土布对襟衣，一双草鞋，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关向应穿着也一样朴素，他几乎没有被子，临睡时就铺些稻草，一条破军毯既作披衣又是被子。在群众中，难以分清他们谁是领导，谁是战士和农民。

据老红军向轩回忆：“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是红军的阶级本色，视一切浪费行为为可耻。曾记得，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时我才七八岁，经常跟随在大舅贺龙军长的身边。有一次，我吃红苕饭吐红苕皮，并悄悄地把我进的洋芋挑出来扔了，恰巧被关向应政委发觉，他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还耐心地教我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还经常见到贺军长、关政委和夏主席把掉在饭桌上的饭捡起来吃，甚至连他们的工作本，正面用了又用背面，一个信封要用四次。”老红军董家龙少将也回忆说：“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开办的医院，平均每天都要开出中药百多付，为了减少财政的负担，我们医务人员和南腰界的草药医生采取了自采、自种、自制的办法解决了药物的供求矛盾，为苏区财政节约了大笔经费。”当年任红三军经理处粮秣科长兼司令部司务长的陈恒久说：“1934年9月，我们红三军在南腰界全开了土豪兼反动民团头子冉瑞廷，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我为贺军长等几个领导加了几个菜。开餐时，贺军长一看，脸色一沉，很严肃地问我：‘谁要你办这么多菜？’我说，几个月来，你东征西战，与战士们同吃同战斗，人都拖瘦了，如今打了胜仗，我为军长改善一下生活，因此，我没有向您请示。谁知军长一听，更火了，‘你还记得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纪律吗？才打一个小胜仗，就给我加菜，合符红军纪律的哪一条，战士吃什么。我命令你，把菜端出去，让战士们吃，以后再不许给我搞特殊’。”细微之处见精神，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使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干部及广大苏区群众中得到发扬光大。

（五）奖励先进

在整个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中，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红军克服经济困难，倾囊相助，涌现出许多捐钱捐粮捐物的先进人物。

南腰界有一个叫罗碧秀的新媳妇，红三军临时医院设在她家。她亲眼看见红军伤病员受伤病折磨的痛苦，深表同情，卖掉了结婚时仅有的手饰给红军战士筹集药费治病，还用自家制做的酸米酒治愈了一班战士的痢疾。为了感谢罗碧秀对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贺龙亲自登门拜访，并拿了两块大洋奖励她。据南腰界街上的老人傅命愚回忆：“红军来后，取消了名目繁多的捐税，实行了‘统一累进税’，给商户吃了‘定心丸’，保护了商业者的利益。我们街上的傅命安、李元清、罗秀岱等绕过敌人的关卡，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把苏区的桐油等土特产运往常德、龚滩等地，换回药品、食盐、煤油、纸烟、食糖等日用物资，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利润，同时依法交纳了税款，也为苏区解决了物资困难，受到了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奖励和表扬。红三军在全军上下开展了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的活动。总之，在红三军最困难的时候，苏区人民把自己本就不多的粮食捐献给红军，把省吃俭用的鸡蛋、辣椒、油盐捐献给红军伤病员，反映出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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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肃财经制度和纪律的意义

黔东革命根据地财经制度及纪律的实施有其重大的意义。

首先，统一了财经工作，形成了从发展生产，计划供给到财税征收与财政支出政策的一致性和严肃性，克服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最初财经混乱的现象，维护了黔东苏区的财经的完整，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第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广大劳苦群众得到了实惠，劳动积极性得到很大的调动，从而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第三，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限制了富农的发展。

第四，在根据地内根除了乱摊费用的行为，保护了穷苦百姓的利益，使根据地人民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穷人，跟着红军走才能得解放”的道理，有力地推动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苏区的各项建设。

第五，纠正了少数干部存在的特殊化思想，挽救了一批干部，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另外，依法惩处了贪污盗窃的犯罪分子，严肃了革命纪律，纯洁了队伍。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是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进行的，取得了很大成就，保证了支援革命战争和红军的供给，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使来之不易的有限钱财，保证用于革命战争的急需，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使黔东革命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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