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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4章 显宗成皇帝中之下（第1页）

晋纪十八，从公元338年（戊戌年）到公元341年（辛丑年），共四年。

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戊戌年）

春天一月的时候，燕王慕容皝派都尉赵盘去赵国，打听出兵日期。赵王石虎打算攻打段辽，招募了三万勇猛的人，全都封他们做龙腾中郎。正好段辽派段屈云去袭击赵国的幽州，幽州刺史李孟赶紧退守易京。石虎就任命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率领十万水军从漂渝津出发；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带着七万步兵和骑兵作为前锋去讨伐段辽。

三月，赵盘回到棘城。燕王慕容皝带兵去攻打掠夺令支以北的各个城池。段辽打算追击。慕容翰说：“现在赵兵在南边，咱们应该集中力量抵御他们；要是还和燕国开打，燕王亲自带兵来，他的士兵又精锐，万一咱们打输了，拿什么去抵挡南边的敌人啊！”段兰生气地说：“之前就被你坑了，才搞成今天这样，我才不会再中你的计呢！”于是带着所有能看到的士兵追了上去。慕容皝设下埋伏等着他，把段兰的军队打得大败，杀了几千人，抢走五千户人口和上万的牲畜回去了。

赵王石虎进军到金台驻扎。支雄一路顺利进入蓟城，段辽任命的渔阳、上谷、代郡的郡守、相国都投降了，拿下四十多座城。北平相阳裕带着几千户百姓登上燕山坚守，将领们怕他以后搞事，想攻打他。石虎说：“阳裕就是个读书人，爱惜自己的名声气节，觉得主动投降丢人罢了，翻不出什么大浪。”于是就没理他，继续前进到徐无。段辽因为弟弟段兰已经战败，觉得没必要再打，就带着妻子儿女、宗族、豪强以前多家，放弃令支，逃到密云山。临走的时候，拉着慕容翰的手哭着说：“没听你的话，自己把自己搞败亡了。我心里也不好受，还连累你没了安身之地，真的太愧疚了。”慕容翰就向北跑去投奔宇文氏。

段辽的左右长史刘群、卢谌、崔悦等人封存好府库向石虎投降。石虎派将军郭太、麻秋带着两万轻骑兵去追段辽，追到密云山。抓住了段辽的母亲和妻子，杀了三千人。段辽单人匹马逃到险要之地，派他儿子乞特真带着奏表和名马向赵国进献，石虎收下了。

石虎进入令支城的官署，论功行赏，各有不同。把段国的2万多户百姓迁到司、雍、兖、豫四州；有才能品行的士大夫，都提拔任用。阳裕到军营门口投降。石虎责备他说：“你以前像个逃跑的奴隶，现在又像个读书人来投降，是知道天命难违，还是没地方躲了？”阳裕回答说：“我以前侍奉王公，没能帮他成就大事；逃到段氏那里，也没保全下来。现在陛下您就像张开了天罗地网，把天下都笼络了，幽、冀地区的豪杰没有不跟风归附的，像我这样的人多得是，没什么可惭愧的。是生是死，就全听陛下您的了！”石虎很高兴，马上任命他为北平太守。

夏天四月癸丑日，朝廷任命慕容皝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兼任平州刺史。

成国的君主李期越来越骄横暴虐，杀了不少人，还没收人家的财产、女人，大臣们都很不安。汉王李寿向来地位高、有名望，李期和建宁王李越等人都忌惮他。李寿害怕自己也遭殃，每次入朝，就假造边境文书，借口军情紧急不去。

当初，巴西有个隐士龚壮，他父亲和叔叔都被李特杀了。龚壮一心想报仇，多年都不除去丧服。李寿多次以礼征召他，龚壮都没答应；但龚壮去见李寿，李寿就悄悄问他怎么才能自保。龚壮说：“巴、蜀的百姓本来都是晋朝的臣子，您要是能向西发兵拿下成都，向晋称臣，谁不会争着为您奋勇向前啊？这样的话，福气能传给子孙，名声也能永垂不朽，可不光是摆脱眼前的灾祸而已！”李寿觉得有道理，就暗中跟长史略阳人罗恒、巴西人解思明商量攻打成都。

李期听说了一些风声，多次派许涪到李寿那里，观察他的动静；还毒死了李寿收养的弟弟安北将军李攸。李寿就伪造妹夫任调的书信，说李期要对他动手；他的手下都信了，于是李寿带着一万多步兵和骑兵从涪城袭击成都，还答应攻下城后，城中财物随便抢，让他的将领李弈当先锋。李期没想到他会来，完全没防备。李寿的世子李势是翊军校尉，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于是拿下成都，在宫门外驻军。李期派侍中去慰劳李寿。李寿上奏说建宁王李越、景骞、田褒、姚华、许涪以及征西将军李遐、将军李西等人心怀不轨、扰乱朝政，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士兵们到处抢掠，好几天才安定下来。李寿假称奉太后任氏的命令，把李期废为邛都县公，幽禁在别的宫里。追谥戾太子为哀皇帝。

罗恒、解思明、李弈等人劝李寿自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向晋称臣，把邛都公送到建康；任调以及司马蔡兴、侍中李艳等人劝李寿称帝。李寿让人占卜，占卜的人说：“能当几年天子。”任调高兴地说：“当一天天子都够本了，何况几年呢！”解思明说：“当几年天子，哪比得上当百世诸侯？”李寿说：“早上明白了道理，晚上死了也值了。”于是就称帝了，改国号为汉，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汉兴。用安车和束帛征召龚壮为太师。龚壮发誓不做官，李寿送给他的东西，他一样都没要。李寿重新设立宗庙，追尊父亲李骧为献皇帝，母亲昝氏为皇太后。立妃子闫氏为皇后，世子李势为皇太子。把原来的宗庙改为大成庙，各种制度大多都改了。任命董皎为相国，罗恒为尚书令，解思明为广汉太守，任调为镇北将军、梁州刺史，李弈为西夷校尉，侄子李权为宁州刺史。公、卿、州、郡的官员，全都换成了他的手下；成氏的旧臣、近亲以及六郡的士人，都被疏远排斥。邛都公李期叹息说：“当天下之主的人如今成了小县公，还不如死了！”五月，李期上吊自杀。李寿给他谥号为幽公，用王的礼节安葬了他。

【内核解读】

咸康四年（公元338年）的历史画卷，在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底色中徐徐展开。这一年，北方的军事博弈与西南的政权更迭交织上演，勾勒出乱世中权力争夺的残酷逻辑、决策失误的沉重代价，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透过这些史事，我们既能看到政权兴衰的共性规律，也能触摸到历史人物的复杂人性。

北方博弈：联盟、背叛与战略短视的连锁反应

慕容皝与石虎的联合伐段之战，堪称十六国时期“临时联盟”的经典案例，其合作与破裂的过程，深刻暴露了乱世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生存法则。

慕容皝通过赵盘出使石虎政权确定“师期”，本质上是弱小势力借助强援扩张的策略。而石虎则以“募骁勇者三万人，悉拜龙腾中郎”的重金悬赏，展现了其吞并段辽的决心。双方看似目标一致，实则各怀鬼胎——石虎欲彻底消灭段辽以扩张北方版图，慕容皝则想趁机掠夺土地与人口以壮大自身。这种基于利益交换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破裂的隐患。

段辽政权的覆灭，很大程度上源于内部决策的致命失误。慕容翰的谏言“当并力御之（赵兵），而更与燕斗……将何以御南敌乎”，精准点出了两线作战的风险，却被段兰以“前为卿所误”为由拒绝。段兰的愤怒或许源于过往的矛盾，但将个人情绪凌驾于战略全局之上，最终导致“大破兰兵，斩首数千级，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的惨败。这种因内部猜忌、刚愎自用而错失战机的案例，在历史上反复上演，印证了“决策失误是最大的灾难”这一真理。

石虎在战后的处置则展现了政治家的务实与权术。对阳裕的“过之不攻”与最终任用，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矜惜名节”心理的精准把握；将段国民众“二万馀户徙于司、雍、兖、豫四州”，则是通过人口迁徙削弱地方势力、巩固统治的惯用手段。而阳裕面对石虎“岂识知天命”的诘问时，以“臣昔事王公……如臣比肩，无所独愧”的坦诚回应化解危机，既保全了名节，又为自己争取到生存空间，堪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典范。

西南变局：权力异化与合法性重构的困境

成汉政权的更迭，聚焦于李期与李寿的权力斗争，其背后是政权合法性危机与统治阶层矛盾的集中爆发。李期“骄虐日甚，多所诛杀，而籍没其资财、妇女”的统治方式，本质上是通过暴力掠夺强化集权，却导致“大臣多不自安”的离心效果。当权力失去约束，异化成为常态，政权的根基便会从内部被蛀空。

李寿的崛起与夺权，充满了策略性与偶然性。他以“诈为边书，辞以警急”规避入朝风险，显示出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而巴西处士龚壮的建议“发兵西取成都，称籓于晋”，则为其提供了合法性叙事——将夺权行为包装成“复归晋臣”的正义之举。这种借助外部正统（晋朝）赋予自身行动合法性的策略，在分裂时代尤为常见，反映了“天命所归”的传统政治理念对人心的影响。

李寿夺权后的决策，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与选择的艰难。在“称籓于晋”与“自称帝”的分歧中，任调“一日尚足，况数年乎”的短视与解思明“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的长远考量形成鲜明对比。而李寿“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选择，看似洒脱，实则暴露了权力诱惑下对“帝王梦”的终极渴望。这种选择最终导致了成汉政权的性质转变——从地方割据政权正式走向帝制，却也加剧了内部矛盾，“成氏旧臣、近亲及六郡士人皆见疏斥”的举措，为后续统治埋下了隐患。

李期“天下主乃为小县公，不如死”的结局，充满了悲剧色彩。从皇帝到县公的身份落差，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崩塌，更是权力游戏残酷性的注脚。而李寿对其“缢而卒”后的“谥曰幽公，葬以王礼”，则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最后“恩赐”，既显示了权力的绝对掌控，也暗含着对自身合法性的微妙维护。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逻辑与人性折射

咸康四年的历史事件，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乱世中的多重生存逻辑。在政权层面，军事力量与战略决策是生存的根基，段辽的覆灭与慕容皝、石虎的扩张，印证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合法性构建同样关键，李寿借助“晋臣”名义夺权，石虎通过任用阳裕笼络士人，都体现了“名正言顺”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

在个体层面，不同人物的选择与结局提供了多样启示。慕容翰的远见卓识因不被采纳而流亡，段兰的刚愎自用导致身死国灭，展现了性格对命运的影响；阳裕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并实现价值，龚壮“誓不仕”坚守原则，李寿在权力诱惑中迷失，又反映了不同价值观下的人生道路。这些人物的命运交织，构成了乱世中人性的多棱镜。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历史是十六国时期的缩影——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休，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在血与火中艰难构建。无论是北方的部族征伐，还是西南的内部夺权，本质上都是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而民众始终是这场博弈中最无辜的牺牲品，“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纵兵大掠”等记载，都印证了乱世对民生的摧残。

历史的价值在于镜鉴当下。咸康四年的故事告诉我们：战略远见、内部团结与民生为本，是任何时代政权稳定的基石；而个体在面对权力、利益与原则的抉择时，其选择不仅决定个人命运，更可能影响历史走向。读懂这段历史，便能更深刻地理解“治世来之不易”的内涵，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坚守理性与底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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