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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8章 结党营私吸血游戏（第2页）

唐中后期，牛僧孺（牛党）与李德裕（李党）的40年党争，证明“清流结党”比“宦官专权”更隐蔽，也更致命。

1.权力网络的搭建：从“科举门派”到“政策绑架”

两派以“出身”划界：牛党多为科举出身（庶族），李党多为门荫入仕（士族），通过“门生故吏”构建网络：

-科举结党：牛僧孺任主考官时，录取“同年”（同科进士）30人，后多任刺史、侍郎，形成“牛党嫡系”；李宗闵（牛党骨干）主持会试，将其女婿苏巢列为“状元”，引发朝野哗然，却因“牛党势力大”不了了之。

-政策划线：牛党主张“姑息藩镇”（维护地方利益），李党坚持“强硬削藩”（维护中央权威），将治国策略异化为“党争工具”。李德裕任剑南节度使时，为打压牛党，故意放弃对南诏的防御，导致“成都外郭焚毁，士民死者数万”（《资治通鉴·唐纪》）；牛僧孺任宰相时，将李党主张的“榷盐法”（盐铁专卖改革）全盘废除，理由仅为“李德裕所倡，必为谬政”。

-宦官站队：两派争相攀附宦官，牛党依附中尉王守澄，李党勾结枢密使杨钦义，形成“外朝党争+内廷阉斗”的双重内耗。唐文宗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旧唐书·文宗纪》）

2.暴富神话的制造：从“漕运走私”到“土地兼并”

两党虽以“清流”自居，实则通过“政策倾斜”掠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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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漕运：牛党控制江淮漕运，允许“漕船夹带私盐”，每船私盐获利“抵正税十倍”（《旧唐书·食货志》），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时，“岁入私财百万缗”；其亲信刘栖楚任京兆尹（首都长官），包庇“漕运走私集团”，每年分赃“五十万缗”，却被牛党称为“能吏”。

-土地兼并：李党士族出身，利用“均田制崩溃”大肆兼并土地，李德裕在洛阳“占田千顷，佃户数千”，通过“苛租”（亩产收六成）盘剥农民；郑覃（李党）任宰相时，“强买民田三百顷”，百姓“上诉者被杖杀于狱”，朝廷竟“以‘刁民诬告’结案”。

-海外贸易分赃：牛党支持“市舶司放权”，让亲信任广州刺史（管海外贸易），“蕃商入市，需缴‘保护费’三成”，每年私分利润数百万缗。卢钧（牛党）任岭南节度使时，“家藏珍珠十斛，皆蕃商所赠”，其豪宅“以象牙为床，玳瑁为帘”，奢华程度超过皇宫。

3.体系的崩溃：从“藩镇割据”到“黄巢起义”

党争的破坏力，在于“为反对而反对”，让帝国失去纠错能力：

-边防废弛：李德裕主张“击回鹘”，牛党必反对；牛僧孺主张“和吐蕃”，李党必阻挠。导致“边军十年无战策，将领频繁更换”，吐蕃趁机占领河西走廊，回鹘控制漠北，唐朝“疆域缩减一半”。

-财政枯竭：两党争夺“盐铁专卖权”，导致“官盐价高，私盐泛滥”，国库收入锐减。唐懿宗时，“军费不足，竟卖官筹钱”，与东汉末年如出一辙；庞勋起义（868年）时，朝廷“无钱发兵，只能招募囚徒”，最终“起义军攻破徐州，震动天下”。

-民变总爆发：公元875年，黄巢以“平均贵贱”起义，沿途百姓“争附之”，正是对“党争误国”的总清算。起义军攻破长安时，“宦官、士族、党徒皆被屠戮”，唐朝名存实亡。韦庄在《秦妇吟》中描绘：“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道尽这场崩溃的惨烈。

五、明朝严嵩党羽：父子联手的“权力变现机器”

嘉靖年间，严嵩、严世蕃父子构建的“严党”，将结党营私的“精细化运营”推向巅峰——他们像精密的吸血虫，用十年时间抽干了明朝的血。

1.权力网络的搭建：从“内阁首辅”到“特务统治”

严嵩靠“写青词”（嘉靖迷信道教）上位，与儿子严世蕃（“小丞相”）构建“全链条权力网”：

-控制内阁：通过“票拟权”（代皇帝批奏章）安插亲信，六部尚书中“五人属严党”，地方总督、巡抚“半出其门”。吏部尚书吴鹏（严党）将“官员任免”变成生意，“文官三年一考，武官五年一迁”，每次考核“需向严党缴‘孝敬钱’，否则降职”；兵部尚书丁汝夔（严党）主持边防，“将良马分给亲信，劣马拨给边军”，导致“庚戌之变”时蒙古兵临北京，明军“无马可用”。

-勾结厂卫：让严世蕃与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结拜，利用“诏狱”（特务监狱）迫害异己。沈炼弹劾严嵩“十大罪”，被诬陷“通倭”，“杖毙于狱，五子戍边”（《明史·沈炼传》）；杨继盛弹劾严嵩，被“廷杖一百，关三年，最后凌迟处死”，临刑前“观者数万，无不落泪”。

-垄断言路：将御史、给事中（言官）全部换成亲信，规定“凡弹劾严党者，先贬斥，再下狱”。御史桑乔弹劾严嵩亲信鄢懋卿，“当日被贬，三日后下狱”，最终“瘐死狱中”；给事中吴时来弹劾严党，被“充军烟瘴之地”，“家人皆被株连”。

2.暴富神话的制造：从“盐引专卖”到“卖官流水线”

严党的财富规模，创下中国古代“官员腐败”纪录：

-盐引垄断：将两淮、两浙盐引（卖盐许可证）全部分给亲信盐商，每引“抽成三钱”，一年获利200万两（明朝年财政收入约400万两）。盐商王崇古（严党）“岁入盐利百万两”，为讨好严嵩，“以黄金为屋，白银为地”建造豪宅，仅“庭院中的假山就耗资十万两”。

-卖官明码标价：“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知府三千两”（《万历野获编》），仇鸾买“大将军”花200万两，上任后“克扣军饷，导致庚戌之变”（蒙古兵临北京）；鄢懋卿（严党）任“巡盐御史”，赴两淮巡盐时“收盐商贿赂二百万两”，其出行“携妾三十余人，以香车百辆载之”，沿途“州县官跪迎，稍不如意即罢官”。

-工程贪腐：主持“宫殿修建”时，“每十万两工程款，私吞七万两”，用“劣质木料”充“金丝楠木”，导致宫殿“三年即漏”。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大火，重建三大殿，严嵩“虚报工程款三百万两，私吞二百万两”，连“地砖都用青砖冒充金砖”，被工匠揭发后，竟“将工匠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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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年严嵩倒台，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记载：黄金3.2万两、白银202万两、玉器8000件、田地2.7万顷，相当于明朝三年财政收入。严世蕃曾狂妄宣称：“朝廷不如我富！”

3.体系的崩溃：从“边防废弛”到“民变四起”

严党的掠夺，让明朝从“嘉靖中兴”跌入深渊：

-边防彻底烂掉：严嵩亲信仇鸾主持边防，“克扣军饷，士兵饿死大半”，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时，“京营士兵竟拉不动弓”；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因非严党，屡遭打压”，倭寇趁机“侵扰东南，杀掠数十万”，朝廷“束手无策”。

-财政破产：严党私吞盐税、矿税，导致“国库空虚，边军无饷”，嘉靖末年“欠军饷数百万两，士兵哗变数十次”；为补亏空，朝廷“加征田赋”，农民“一亩地缴两税，十室九空”，河南“人相食，死者十之五六”。

-民怨沸腾：地方官为讨好严嵩，“加征赋税三成”，浙江“矿工起义，连破七县”，江西“农民起义，响应者数万”。严嵩倒台后，明朝已“病入膏肓”，张居正改革虽短暂回光，但“严党后遗症”（财政枯竭、民心尽失）已无法根治，最终在万历后期彻底崩溃。

六、明末东林党：“清流”外衣下的“利益同盟”

东林党以“讲学议政”起家，却沦为比“严党”更隐蔽的结党营私集团，最终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1.权力网络的搭建：从“东林书院”到“朝堂拉锯”

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以“清流”自居，实则构建“江南士绅利益网”：

-科举结党：录取“东林党人”主持乡试、会试，“非东林门生不得中进士”，形成“东林-复社”科举垄断。天启年间，周延儒（东林党）任主考官，录取“复社成员”40人，其中“陈子龙、吴伟业”等皆为复社骨干，后“官至尚书”，形成“复社控制文坛，东林控制官场”的格局。

-京察夺权：利用“京察”（官员考核）排挤异己，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将浙党、齐党官员“尽数罢黜”，朝堂只剩“东林嫡系”。吏部尚书赵南星（东林党）主持京察时，“凡非东林者，无论贤否，一概贬斥”，连“素有清名”的御史汪应蛟（浙党）也被“以‘浮躁’罢官”，朝野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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