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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 巴黎烧了吗（第2页）

他还促成了一项极其脆弱的停火协议，让双方可以抢救伤员、收殓尸体。这份协议虽然很快就被打破，但它争取到了宝贵的几天时间，避免了德军立刻展开大规模的报复。更重要的是，诺德林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说服肖尔蒂茨，释放了数千名被关押的政治犯。据说，肖尔蒂茨在签署释放令时，曾对诺德林私下说：“我不会把一条流浪狗，交给党卫军。”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深处，那条尚未泯灭的道德底线。

诺德林还给肖尔蒂茨承诺，如果你投降，我将想办法保护你的家人免遭纳粹迫害！

第三方力量：一位德国将军的内心挣扎。

现在，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肖尔蒂茨将军一个人身上。一边，是元首那不容置疑、必须执行的疯狂命令；另一边，是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和无数无辜的生命。

他，会按下那个引爆巴黎的按钮吗？

最终，肖尔蒂茨没有。他选择了违抗元首的命令。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首先，是军事上的清醒。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他心里很清楚，炸毁巴黎，在军事上，屁用没有。这既挡不住盟军前进的步伐，反而会把自己的部队，拖入一场毫无意义的巷战，连有序撤退都做不到。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理智”的命令。

其次，是对希特勒本人的彻底失望。就在来巴黎上任前不久，肖尔蒂茨在“狼穴”亲眼见过希特勒。当时，元首那副神经兮兮、唾沫横飞、完全沉浸在“最终胜利”幻想里的癫狂状态，让肖尔蒂茨深信：这个人，已经疯了。为一个疯子，去执行一项野蛮的、反人类的、并且毫无军事价值的命令，这触及了一位传统普鲁士军官的荣誉底线。

再者，就是诺德林外交斡旋的持续影响。诺德林不断地向他诉说着历史责任感，诉说着一个军人保存文明的荣耀。巴黎市政委员会的主席皮埃尔·泰廷格，也曾指着窗外的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对肖尔蒂茨说：“将军，想象一下，将来有一天，你作为一名游客站在这里，可以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本可以摧毁这一切，但我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留给了人类。’这难道不比所有的征服，更荣耀吗？”这些话，像一颗颗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也极其现实的因素：纳粹那套臭名昭着的“家族连坐法”。还记得我们上一回讲的吗？高级军官如果投降或者不忠，其家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意味着，肖尔蒂茨违抗命令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在用自己远在德国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进行一场豪赌。

这使得他的最终抉择，不仅仅是理智的胜利，更是一种需要巨大勇气的个人担当。他甚至通过诺德林，秘密向盟军传递信息：请你们，尽快向巴黎推进！他从一个命令的被动执行者，变成了一个主动拯救巴黎的共谋者。

第四方力量：戴高乐的政治决心。

当巴黎城内激战正酣、暗流涌动的时候，决定性的力量，正在从城外逼近。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得知巴黎起义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立刻向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施压，言辞激烈，态度坚决，只有一个要求：必须由法国军队，率先解放巴黎！

艾森豪威尔一开始是犹豫的。从纯军事角度看，绕开巴黎这个“硬骨头”，直插德国本土，才是最快、损失最小的选择。

但戴高乐的理由，是政治性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第一，必须由法国人自己解放自己的首都，这样才能向全世界宣告，法兰西没有亡，法兰西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了！这是民族尊严的问题。

第二，当时城内起义的主力，是共产党领导的。如果盟军绕过去，巴黎城内出现权力真空，那很可能就被共产党给控制了。这绝对是戴高乐和西方盟国都不愿意看到的。

最终，艾森豪威尔被说服了。他下令，由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立刻脱离美军指挥序列，调转方向，向巴黎全速疾驰！

8月24日傍晚，勒克莱尔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在万众欢呼声中，率先冲入了巴黎市区。狂喜的市民们，涌上街头，他们亲吻着法国士兵和他们的坦克，哭着，笑着，高唱着《马赛曲》。全城的教堂，在沉寂了四年之后，终于再次为自由，敲响了钟声！

8月25日，最后的战斗结束了。肖尔蒂茨将军，在德军总部莫里斯酒店，向勒克莱尔将军正式投降。在签署完命令所有德军据点停火的投降书后，这位德国将军，如释重负。他拯救了巴黎，也完成了对自己军人荣誉的最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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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特勒得知肖尔蒂茨将军向盟军投降、未执行“炸毁巴黎”的命令后，勃然大怒，怒斥其为“无耻的叛徒”，并在柏林对其进行缺席审判，最终以叛国罪名判处其死刑！但这也没啥卵用。

在诺德林中立国防委员会成员的安排下，肖尔蒂茨的家人得以安然无恙地避开了盖世太保的报复，诺德林也兑现了他“若你保住巴黎，我就保住你家人”的承诺。

战后，肖尔蒂茨作为战俘被拘押至1947年，随后获释。尽管他因“未毁灭巴黎”而受到法国民众一定程度的尊敬，但他本人拒绝接受任何英雄光环，也拒绝了法国政府邀请其重访巴黎的提议。

1951年，肖尔蒂茨出版了回忆录《从塞瓦斯托波尔到巴黎：士兵中的士兵》，在书中讲述了他从东线到西线的亲身经历，并强调自己作为军人的职业伦理。1966年，他因肾衰竭在德国病逝，终年71岁。

说回巴黎，当天下午，戴高乐将军，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巴黎。在市政厅的阳台上，面对着下面人山人海的、欢呼的民众，他发表了他一生中最着名、也最激动人心的演说：

“巴黎！巴黎受尽了凌辱！巴黎遭到了破坏！巴黎受尽了折磨！但是，巴黎解放了！由她自己解放了，由她的人民解放了，依靠法兰西军队的帮助，依靠整个法兰西的帮助……”

这番话，说得太有水平了。他几乎没提盟军的功劳，而是把解放的荣耀，牢牢地归功于法国人民和法国军队自身。这不仅仅是对巴黎人民的致敬，更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政治宣言。它为戴高乐作为战后法国无可争议的领袖，奠定了最坚实的民意基础，也开启了一段关于“法兰西自我救赎”的民族神话。

巴黎的幸免于难，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什么奇迹。它是希特勒的疯狂、巴黎人民的勇敢、诺德林的智慧、肖尔蒂茨的良知以及戴高乐的远见，这所有力量交汇在一起，共同导演的一出伟大的历史剧。

随着法国全境的光复，一场痛苦但又必须进行的“大扫除”开始了。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清算运动”，不仅要审判那些通敌的“法奸”，更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在那段黑暗岁月中，所经历的分裂与屈辱，进行的一次集体反思。

而这场清算的焦点，最终，落在了那个曾经的民族英雄、后来的通敌政府首脑，维希法国的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的身上。

而决定他命运的人，恰恰是他曾经最器重、最欣赏的学生和门徒——戴高乐。

咱们之前讲戴高乐的时候提过，贝当和戴高乐之间，那可是有过一段情同父子的师生情谊。贝当，是一战中不朽的“凡尔登英雄”，是整个法兰西的偶像。年轻的戴高乐，曾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用贝当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命名。

可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1940年，老师选择了投降，当了可耻的维希政府元首；学生则选择了反抗，成了“自由法国”的领袖。这对师生，被历史，无情地撕裂在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1945年夏天，纳粹德国覆灭后，被德国人裹挟到德国的贝当，自愿返回法国，接受审判。

这场审判，成为了全国的焦点。整个法国，被迫再一次去面对维希政权那四年的所作所为：与纳粹合作、制定反犹太法律、把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以及投降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刻骨的民族耻辱。

对贝当的指控，是叛国罪。

法庭的判决，最终下来了：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这个判决，从法律上，为维希政权的罪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此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已经是临时政府主席的戴高乐面前。

贝当的生死，现在就掌握在他的一支笔下。他有权，赦免或减免他的刑罚。

杀，还是不杀？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从情感上，贝当是他的恩师；从正义上，贝当的罪行难辞其咎，理应偿命。

最终，戴高乐做出了他的决定：将贝当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戴高乐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法国，刚刚解放，还非常脆弱，社会上撕裂严重。如果真的处死一个89岁高龄、曾经被誉为“国父”的凡尔登英雄，那只会制造一个“烈士”，在法国社会内部，引发新的、更深刻的分裂。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民族和解，远比纯粹的复仇，要重要得多。

戴高乐的这一手，玩得非常高明。他既通过维持法庭的有罪判决，扞卫了抵抗运动的合法性和国家的正义，完成了对历史的清算；又通过赦免贝当的死罪，避免了国家陷入更深的对立，为战后的和解与重建，铺平了道路。

在谈到自己这位堕落的恩师时，戴高乐曾留下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语，这可以看作是他对这段历史的最终裁决：

“贝当元帅的悲剧在于，他那份属于伟人的光荣，早在1925年就已经‘死去’了。可悲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贝当的悲剧：他把一战英雄的无上荣光，永远地，埋葬在了二战的无尽耻辱之中。对他的审判，是一次民族的集体疗伤；而对他的减刑，则是戴高乐作为战后法国的掌舵人，引领整个法兰西，走出分裂、迈向统一的，艰难而又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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