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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9章 张梁（第1页）

在东汉末年的乱世洪流中，黄巾起义如一道惊雷划破腐朽的王朝天幕。

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传遍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数十万头裹黄巾的流民手持农具与简陋兵器，向着欺压他们数十年的官府发起冲锋时，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便注定要改写汉末的历史走向。

而张梁，作为起义军核心领袖之一，以“人公将军”之名号令部众，与兄长张角、张宝共同扛起反抗大旗，其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不仅是黄巾起义从蛰伏到爆发、从兴盛到转折的缩影，更以血肉之躯撞开了东汉王朝崩塌的第一道裂缝，为后续三国军阀割据时代的开启埋下了关键伏笔。

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精通兵法的“名将”，却以宗教感召力凝聚人心，以务实行动力打造武装，在汉末的废墟之上，书写了一段属于底层民众的抗争史诗。

张梁的崛起，始终与兄长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紧密缠绕，而太平道的诞生，本身就是东汉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

自汉和帝以来，东汉王朝便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恶性循环：和帝时窦氏外戚掌控朝政，安帝时邓氏专权，顺帝时梁冀权倾朝野，桓帝、灵帝时期更是宦官当道，“十常侍”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成风。

中央政权的腐朽，直接传导至地方——各州郡的豪强地主疯狂兼并土地，无数自耕农失去赖以生存的田产，沦为流民；加之东汉末年疫病频发，从汉安帝到汉灵帝的近百年间，全国性大疫竟爆发十余次，仅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的五次大疫，便导致“死者数万”，底层百姓在饥寒与病痛的双重折磨下，早已对东汉朝廷失去信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角以“大贤良师”为号，携《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登上历史舞台。

史载《太平经》由方士于吉所传，核心思想是“致太平”——主张“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反对豪强独占财富，同时宣扬“善恶有报”“顺应天命”，恰好契合了流民对公平与生存的渴望。

张角深知，仅凭教义无法凝聚足够力量，必须有可靠的追随者将理念转化为行动，而他的二弟张宝、三弟张梁，便是最早的“同道人”。

史书中虽未详载张梁的早年生平，但其家族背景与成长轨迹可略作推测：张氏兄弟出身于冀州巨鹿郡（今河北平乡）的普通农户家庭，并非豪门望族。

张角早年曾行医救人，张梁大概率随兄长一同奔波于冀州各地，亲眼目睹过流民饿死道旁、疫病吞噬村落的惨状。

这种亲身经历，让他比常人更能理解底层百姓的苦难，也更坚定了他追随兄长“改天换日”的决心。

在太平道的早期传播中，张梁的角色极具“实务性”：若说张角是“精神领袖”，负责阐释教义、吸引信徒；张宝是“内政管家”，负责管理信徒财物、统筹粮草；张梁则是“外勤总长”，常年奔走于冀州、豫州、兖州等地，一边协助兄长为百姓治病，一边秘密拓展组织网络。

彼时张梁的“传教方式”极具针对性：他会带着少量符水与草药，前往疫病严重的村落，先以温和的言语安抚民众，再按照《太平经》的仪式，将符水洒在病患身上，口中念诵“苍天佑民，黄天护佑”的祷词。

事实上，符水本身并无疗效，但张梁会暗中搭配草药为病患治疗，同时组织健康的信徒为流民分发粮食——这种“宗教仪式+实际帮助”的组合，让太平道在流民中迅速建立起信任。

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太平道信徒“襁负归之者，填塞道路”，许多流民甚至将张梁视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甘愿追随他赴汤蹈火。

除了吸纳信徒，张梁更重要的工作是“军事化筹备”。

他深知，反抗朝廷必须有武装力量，因此在传教过程中，会有意识地筛选信徒中的青壮年，尤其是曾当过兵、会使用兵器的人，将他们单独组织起来，以“方”为单位进行训练——太平道将信徒分为三十六“方”，每方设“渠帅”统领，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而张梁直接掌管冀州的三个大方，麾下信徒达三万余人。

为了提升战斗力，张梁效仿军队编制，为信徒制定简单的纪律：“昼则耕作，夜则习练”，白天让信徒开垦荒地、囤积粮食，夜晚则教授他们基本的格斗技巧与阵法；同时，他还秘密打造兵器——由于官府禁止民间私造铁器，张梁便组织信徒将农具改造成刀枪，将木棍裹上铁皮制成长矛，甚至收集废铜烂铁铸造简易铠甲。

经过十余年的积累，到公元183年时，太平道的信徒已遍布八州，人数突破五十万，而张梁与张宝所掌管的武装力量，也成为当时最具规模的“民间军事集团”。

这一年冬天，张角召集张梁、张宝及三十六方渠帅在巨鹿秘密集会，定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起义口号——“甲子年”即公元184年，“天下大吉”则象征着太平道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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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张角明确了三兄弟的分工：自己为“天公将军”，总领全局；张宝为“地公将军”，驻守荆州，牵制南方朝廷军；张梁为“人公将军”，驻守巨鹿郡治下的广宗县，与自己形成犄角之势，抵御北方朝廷军的主力。

此次集会后，张梁返回广宗，加快了起义的最后筹备：他下令将“甲子”二字刻在信徒的头巾与兵器上，作为识别标志；同时派人联络各州渠帅，约定在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同时举事。

然而，就在起义前夕，济南方渠帅马元义的部下唐周突然叛变，向朝廷告密，不仅泄露了起义时间与地点，还供出了张角、张梁的行踪。

东汉灵帝震怒，立即下令逮捕马元义，将其在洛阳车裂处死，同时派军队前往巨鹿搜捕张氏兄弟。

危急关头，张角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公元184年二月，张角在巨鹿率先举起反旗，张梁则在广宗响应，数十万头裹黄巾的信徒瞬间席卷冀州，黄巾起义正式爆发。

起义爆发后，黄巾军的攻势如摧枯拉朽：冀州各地的官府衙署被攻破，贪官污吏被处死，粮仓被打开，粮食分发给流民；汝南、颍川、南阳等地的黄巾军也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十余州郡陷入战乱，东汉朝廷的统治摇摇欲坠。

灵帝慌忙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分三路镇压黄巾军：朱儁率军南下，进攻南阳黄巾军；皇甫嵩率军东进，抵御颍川黄巾军；卢植则率领三万精锐北军五校士，直奔冀州，主攻张角、张梁的核心根据地——这场决定黄巾起义命运的“巨鹿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卢植是东汉末年的名将，曾参与平定羌乱，精通兵法，且麾下北军五校士是朝廷最精锐的正规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他深知张角、张梁驻守的巨鹿与广宗互为犄角，若不先切断两地联系，难以破城。

因此，卢植抵达冀州后，并未直接进攻巨鹿，而是先派副将率军突袭巨鹿与广宗之间的交通要道，试图阻断两地的粮草与兵力支援。

然而，张梁早已预判到朝廷军的战略，提前在两地之间的官道两侧部署了伏兵——当朝廷军进入伏击圈时，黄巾军从山林中冲出，手持刀枪长矛与朝廷军厮杀。

虽然后续朝廷军主力赶到，击退了黄巾军，但此次伏击也让卢植意识到：张梁并非只会传教的“道士”，而是具备军事谋略的对手。

随后，卢植调整战略，集中兵力进攻张梁驻守的广宗。

他认为，广宗是巨鹿的屏障，若攻破广宗，巨鹿便孤立无援。

面对朝廷军的猛攻，张梁展现出了出色的防御能力：他首先加固广宗城墙，组织信徒在城墙外侧挖掘宽三丈、深两丈的壕沟，沟内灌满水，同时在壕沟外侧布置鹿角（削尖的木桩），阻碍朝廷军的进攻；其次，他将麾下三万信徒分为三班，轮流守城，确保城墙始终有足够的兵力防御；此外，他还派轻骑小队袭扰朝廷军的粮道——当时卢植的粮草需从冀州治所邺县（今河北临漳）运输，张梁便派数百名骑兵埋伏在粮道沿线，趁夜色劫掠粮草，多次导致朝廷军断粮。

史载卢植对广宗发起了数十次进攻，却始终无法突破张梁的防线：朝廷军曾试图用云梯攻城，却被黄巾军投掷的石块、火把击退；卢植又下令“筑土山”，想从高处俯瞰城内，却被张梁派敢死队夜袭，土山被焚毁；甚至卢植亲自督战，率军猛攻城墙缺口，张梁竟手持长刀登上城墙，亲自斩杀数十名朝廷军士兵，麾下信徒见状士气大振，拼死将朝廷军逼回。

《后汉书·卢植传》中记载，卢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却因“战不利”被朝廷召回问罪——所谓“战不利”，实则是卢植久攻广宗不下，灵帝震怒之下将其革职，改派董卓接替其职位。

董卓虽以勇猛闻名，却缺乏卢植的谋略，他抵达冀州后，不顾士兵疲惫，强行对广宗发起猛攻，结果被张梁打得大败，损失惨重。

董卓无奈，只能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试图困死城内的黄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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